若望： Hu Shih, an Anti-Communist Fighter?

Hu Shih, an Anti-Communist Fighter?

温和加速主义者 评论 舍我其誰：胡適【第四部】   2019-12-31 18:46:51

Hu Shih, an Anti-Communist Fighter?

原文地址：
https://matters.news/@chentongzao/%E5%8F%8D%E5%85%B1%E6%96%97%E5%A3%AB%E8%83%A1%E9%80%82%E4%B9%8B-%E4%B8%A4%E7%A7%8D%E6%A0%B9%E6%9C%AC%E4%B8%8D%E5%90%8C%E7%9A%84%E5%8F%8D%E5%85%B1%E6%80%9D%E8%B7%AF-zdpuB2NsRJzx9emXEueFBGqZpcPPj687S3WG3CXy2TfyzztSR

——两种根本不同的anti-communist思路

这篇札记文字起于我阅读江勇振的《胡适传》第四卷《国师策士》时产生的不愉快的印象。江勇振把胡适写得像是张其昀或陶希圣，这本身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但我们还可以说这是史家的“一家之言”。可是，他对重要历史事件的阐释无力和刻意遗漏，实在让我觉得莫名其妙。

这里我想着重谈两点，其一是他对胡适在“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仪式上面折蒋介石一幕的解释——他在书中谈及这件事时用“意外的是”这四个字来开头，将他自己阐释框架的脆弱无力显露无遗。其二是他叙述胡适晚年的生命历程，却对国gong两党隔着台湾海峡各自发动的攻击胡适的运动轻轻带过，仿佛大陆几百万字的“胡适批判”和台湾孤岛上的“围剿胡适”只是毫无意义的小事，这也在在显示出他的盲视的严重程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被成见所蔽之深。

但要说清楚他错在哪里，我认为必须阐明胡适与蒋对冷战格局下anti-communist问题的两种认知，以及他们对“作为自由中国的台湾”在这一格局下的定位的理解差异，而这似乎是江勇振全然未能领会的。还有三个附论，放在最后，分别是，附论一：蒋介石的文化民族主义和复古主义的种种作为，以及胡适对此的强烈反感。附论二：为什么说胡适对蒋介石在他就职仪式上提及的大陆清算胡适运动其实是多年念兹在兹，故而一定会当面反驳，而不是如江勇振所说，只能用“意外的是”来解释。附论三：胡适全力支持《自由中国》的证据，绝不是如江勇振所说只是“虚与委蛇”。最后我想提出一个值得胡适研究者共同讨论的话题：胡适形成冷战格局下anti-communist思想的过程。

江勇振的洞见是看出胡适真称得上一个地地道道的冷战anti-communist斗士，这从他到美国之后大量的演讲和英文长短文章可以很清楚地见出。但他的盲视则是预先设定了胡适与蒋介石在anti-communist问题上的“同”，而把显而易见的“异”给完全放过了。

冷战斗士胡适之

然则，“anti-communist ”一事，还有什么同异之分？难道不就是反对那个占领了大陆江山，几乎把国民党和中华民国赶进太平洋的C*P吗？这真是皮相之见。如何理解“anti-communist”，最要紧的就是如何理解冷战的格局，理解anti-communist事业在这个格局中的意义。正是在这个理解问题上，胡适与蒋介石有着难以调和的差异，甚至可以说愈行愈远。

简单地说，蒋介石和胡适各自代表了一种anti-communist策略。蒋想以所谓“道统”，即传统礼义人伦的代言人自居，以民族主义和复古主义的方式，从事anti-communist宣传，以图收拾人心，这从他多次推动“读经”运动，从蒋介石大寿期间各种形式的祝寿颂圣都可以看得明白。我们现在知道，他在自己的日记里甚至直接以道统化身自居。这一点可以参看后面的“附论一：蒋介石的文化民族主义和复古主义的种种作为，以及胡适对此的强烈反感”。

胡适的思想格局则是自由与奴役，民主与专制，“有人味”的自由中国与残忍嗜杀毫无人性的共*中国，就此而言，他的anti-communist策略确实可以说是褒义上的冷战式的（所以他始终大谈言论自由，政党改革，反对党，一再说服国民党军政要人必须全面全身心投入民主世界，“自由世界”）。据我们熟悉的文本为例。初看之下《我们要选择我们的方向》《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之类政论似乎是给共*党及其同路人看的。但在冷战格局下，其实这些文章原来还是给国民党看的，也是诤言的一种。可惜国民党人听不懂。试结合这段日记：

1947年12月15日

中午到久大盐业公司吃午饭。

下午见了许多客，晩上在卢吉忱家吃饭 ，与李惟果、陶希圣诸君闲谈。他们问我对美国人作宣传，应如何办？我说，把这次立法院选举好好的办，把总统选举好好的办，都是最好的宣传。（《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页337）

接着我们说说江勇振在他的书中无法解释，只能用“意外的是”四个字搪塞的胡适当面顶撞蒋介石这件事。胡适这次面折蒋介石，除了捍卫学术独立这个显而易见的解释外（坚持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的自身价值，提出对“科学”的意义的不同理解，认为科学绝不只是一个“用”，更重要的是一种“为真理而真理”的求真精神），还有更深一层，也更切身的原因，那就是对于gong党为什么清算胡适，他本人完全不同意蒋的看法，而且这件事，直接关系到他毕生工作的价值所在，与他对这一价值的认定有关，他的反驳简直是事有必至。这点留待后文中的“附论二：为什么说胡适对蒋介石在他就职仪式上提及的大陆清算胡适运动其实是多年念兹在兹，故而一定会当面反驳”专门来谈。任何人只要读过胡适未完成的《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以及完成并发表的多篇英文文章和各种演讲稿，都会发现胡适对这一问题的长期关注和认真研究。

嘴炮也是炮

换言之，蒋提到的这个话题，恰恰是胡适寓居海外几年中用心用力最勤最集中并且自认为有所得乃至有定见的问题。蒋的提及，牵动了胡适的心弦，使他“不得不鸣”。更进一步地说，这其实就关系到胡对冷战本质的逐步理解和最终认定——他自信自己的毕生工作，在这个冷战时代，仍是有意义的。

另外，江勇振又说胡适晚年与自由主义者之间（江勇振说冷战保守主义者胡适已经不是自由主义者，这当然是个错误的判断）当真只是江勇振所说的那样是“虚与委蛇”（这是他的用词）而已吗？这种观点与江勇振只能用“意外的是”来解释胡适面折蒋介石一样，都是他盲视的体现。

江被自己的盲视和成见所蒙蔽，浑然不见胡适全力支持《自由中国》的事实（参阅“附论三：胡适全力支持《自由中国》的证据”）。无论是对胡适面折蒋介石的解释无力，还是对胡适支持《自由中国》的证据视而不见，都可以说是没有尽到一个史学家的本分。

江勇振书中的两个疑难，两个几乎无法按全书预设的逻辑写下去的地方，恰恰凸显出他不理解胡适在何种意义上算得上anti-communist 斗士，以及他和蒋介石对于anti-communist事业的两种认知——即两套迥然不同的策略，也是他们对冷战格局的两种理解。

如果用极为冷战色彩的词汇，胡适对孤岛台湾的定位可以说是“民主世界的前沿阵地，自由中国的滩头堡垒”（这个句子是我拟的，但我想简直可以用作胡适本人的口号），这也是他对台湾存在价值的认识，也是他对自由中国的anti-communist作为一项事业在冷战格局中如何具有意义的认识。

至于他为什么会接受“自由与奴役”，民主与独裁，光明与黑暗这个“叙事”，那就说来话长，既是他几十年的一贯立场的自然推论，也是他从1940年开始阅读和思考的结论，这一点则是我希望抛砖引玉，有识君子来做的真正有价值的话题。

大体上说，胡适的这种冷战格局下的anti-communist思想是极其美国式的，在当时的中国人中近乎空谷足音。可以简单举一个例子，先介绍一本书，即John V. Fleming的《anti-communist宣言：塑造冷战的四本书》（The Anti-Communist Manifestos: Four Books That Shaped the Cold War, W. W. Norton & Company, 2009）。这本书研究了四本标志性anti-communist书籍，而四本书，胡适至少读了《正午的黑暗》和《我选择自由》，《正午的黑暗》是在大使任上就读了，英文版一出版，他当年（1941）就读了，而且是细读，这一点可以参看一位学者研究胡适藏书的发现（张书克：《大使书生：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的读书生活》，《粤海风》2017年第2期）。关于《我选择自由》还有一段故事，1949年胡适到美国后，陈垣写信给胡适“招安”，信中就提到胡适1948年跟他聊天时介绍过这本《我选择自由》的大意，结论是C*P统治下决没有自由。第四本《见证》，是惠克特•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的自述，胡适恰恰对钱伯斯非常清楚，日记中跟对此事也很干净利落的交代：

1950年1月21日 …… 前年忽然有一位老共产党（脱党已十年）Whittaker Chambers出来控诉Hiss曾将许多国务院重要文件偷抄副本交与Chambers转交给苏联间谍组织。去年三月开审。起诉的罪名是两端：①他否认曾将国务院秘密文件交给Chambers，是伪誓罪一。②他否认他曾在Jan. 1，1937至Aug. 17,1948之间与Chambers见面，是伪誓罪二。去夏Jury八人说他有罪，四人说他无罪，故不能判为有罪。（美国Jury须一致，始可定罪。）去冬重审，凡开庭四十日，今天始得Jury的一致判为有罪。

这里只是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证明胡适的anti-communist 思想、心态、格局，完全是时代同步的，的确是美国式的。证诸他发表的英文文章，更是白纸黑字，而这种anti-communist思想的形成过程则非常值得深入探究，尤其是结合现在已经可以获得的胡适晚年的读书、藏书记录。

前面提到那篇谈胡适藏书的文章的结论有两点特别值得一提，一是胡适在大使任上很认真地重读了自由主义相关著作，甚至读到了最新出版的托克维尔研究专著；二是他开始通过阅读和思考建立民主和极权二元对立的框架，甚至1941年就写出了《意识形态的冲突》（The Conflicts of Ideologies）一文，并做过演说。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在体认冷战格局，坚定anti-communist意识这一点上，胡适再一次得风气之先。而且，由于他亲身体验了亡国之痛，并且立刻体会了被好友（陈垣）和至亲（儿子胡思杜）公开批判的痛苦，所以他的anti-communist是最坚定的，用他一个未出版手稿的标题，“我是根本anti-communist的”。

在他的《史达林战略下的中国》，还有给司徒雷登回忆录写的序等英文文章中，他对美国政府的主要指责恰恰就是他们对冷战认识得太晚，让苏联太轻易在各处得手，好像美国如果早点觉悟，事情不至于糟到如此地步。

一息尚存，终有可为

可以比较一本书，Michael Kimmage的《保守的心灵：莱昂内尔·特里林、惠克特•钱伯斯与anti-communist主义的教训》（The Conservative Turn: Lionel Trilling, Whittaker Chambers, and the Lessons of Anti-Communism, 2009,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这本书两位传主的立场和胡适比较接近，但胡没有那种完全向左转的经历，他只是有段时间对老大哥之国有玫瑰色的想像（支持经济的社会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有限计划，觉得社会主义是三百年民主运动的一个阶段，等等）。

胡适在纽约认真重读自由主义，是以这个逐步建立anti-communist思想基础的过程为背景，他对《正午的黑暗》和《我选择自由》印象特别深，是因为这两本小说对他震动比较大，使他*联的极*主义有了真切的了解。

其实，除了英文文章，即使是在中文里，胡适直接谈论自己冷战格局下台湾定位的文字，也是比比皆是，最直接的是他1952年在《自由中国》杂志三周年纪念会上的致辞：

「我很希望大家，无论在朝在野的，都要能了解：我们在民主、自由 方面的努力增加一分，就是我们在自由世界的地位抬高一分。为我们民族生存计，为国家地位计，为整个自由世界的前途计，我们不能放弃我们的责任。我们应了解：我们的希望，是在民主自由这一 方面。我们当政的人，应该极力培养合法的反对，合法的批评。什么是合法的反对，合法的批评呢？舆论就是合法的反对，合法的批 评。舆论的批评，只要是善意的，就应该承认是合法的。至于代表 民意的机关，无论是中央的立法机关，地方的立法机关，对政府的 实施有反对、有批评都是合法的。在朝的应 该培养鼓 励 合法的反 对 ；在野的 应该努力 自己负起这个责任，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有这种精神才可以养成民主自由的风气和习惯，这样才可以在自由世界中站一个地位而无惭愧。 我在海外看久了，大家对台湾——自由中国的基地！——在各方面的进步，包括政治的进步，是有目共见的。假若我们大家能够在自由民主这方面多努力，我想自由世界应该会对我们格外了解的，而我们自己至少觉得站在自由世界一边亳无惭愧。（《胡适全集•胡适时论集7》，页40-41。字体为我所加）」

这段话正是我说的，胡适冷战格局意识下的台湾定位——“民主世界的前沿阵地，自由中国的滩头碉堡”——的最好注脚。胡适对冷战格局的理解我们知道了，高明不高明且不谈，思路是足够清晰的。

所以总结起来，江勇振洋洋数十万字，就是重复了C*P胡适批判中的一个结论：胡适不过是蒋的忠实奴仆和走狗（“running dog”），但是他忽视了另一个重要结论：胡适是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买办。恰好，蒋的日记里也真的用了“买办”这个词，和大陆这边可谓同声相应！

江勇振和很多人，也许确实没注意到，胡适的的确确是美帝的文化买办，一个不折不扣的冷战宣传家和anti-communist斗士，但是，他是从冷战格局出发的anti-communist 斗士，而不是如蒋和国民党御用文人一般，从文化民族主义和复古主义，从威权主义出发的anti-communist。这个区别非常关键！

艾森豪比你们不知高到哪里去，我跟他谈笑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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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附论

附论一：蒋介石的文化民族主义和复古主义的种种作为，以及胡适对此的强烈反感——两种anti-communist策略，以及对冷战下自由中国的价值认定的分歧。

一种很自然的看法是，蒋未必是有意识地采取这种策略，是一种附带产物，首先是為了捍卫统治的权威。当然他本身有他的价值取向，但这不是说他就是以此来anti-communist。但是，从现有史料，尤其他的日记来看，他可能真的相信自己是道统化身。从观念形态上说，他也确实代表了国民党内一个由来已久的将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加以传统化、儒化的倾向。

比如，在孙中山到底有没有说过自己继承的是尧舜周公孔子的“道统”这件事上，蒋与国民党中一大批人非常看重，并坚信如此。而在胡适这边，他晚年曾连写两封信，请求罗家伦找出来孙中山原话出处（1961年10月6日致罗家伦，1961年10月7日致罗家伦），足见他对这一倾向非常警惕。

要之，文化复古主义在台湾非常得势，绝不是偶然，国民党及其御用文人对共*主义如何得势，又如何anti-communist，确实自有一套看法，与胡适的美国式冷战思维，完全不同。胡适对此的反感可谓由来已久，不必引30年代的《独立评论》中的时论或他的名文文《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且看他1957年1月5日的日记剪贴的《中央日报》上一篇题为“中央委员昨签名祝寿”的新闻，这段文言文的祝寿辞很妙，值得贴出来：

天生圣哲，应五百年名世之征；民有依归，慰亿兆人来苏之望。维我总裁，聪明睿智，领袖群伦，作革命之枢机，为党国之柱石。声名洋溢于世界，事功彪炳于人寰。当去邠之际，敌忾维殷，广兴夏之谋，自强不息，生聚敎训，宵旰矢勤，扫荡澄清，瞬息可睹。光华 日月，呈元首之麟祥；叱咤风云，待大人之虎变。欢呼颂稀龄之寿，寿并河山；签祝表同德之心，心坚金石。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全体敬献。

而胡适对这段话的评价是：“国民党的思想如此！”。（《胡适日记全集》第九册，页254）我想这八个字加一个感叹号，很足以说明问题。

日记手稿

总之，胡适是要在民主与专制，自由与奴役，光明与黑暗这个两极格局中，为自由中国找到一个定位。

这时候再来看江勇振的书，正因为他对两种根本不同的anti-communist思路不了解，所以他的论述框架根本装不下两岸的两场胡适批判，一多说他的书就没法写了。简单地说，台湾是右翼威权主义乃至准极*下民族主义和复古主义为背景的“围剿”，大陆是共*极*下对胡适所谓“科学”（即怀疑精神，“拿证据来”）、个人主义和自由民主思想的清算。只有在这种左右夹攻的情势中，才能明白胡适anti-communist 思想的特质。

江勇振被自己的框架所限，对这两场批判近乎无视。不谈前者，是因为一多谈就证明了胡适的坚定anti-communist乃是再正确不过的事情，甚至可以说他晚年的一大成就或新境界；不谈后者，是因为一谈就会使他所谓胡适不过是蒋的“国师策士”的立论根本站不住脚。anti-communist很简单，却又很复杂，江勇振似乎未能明白这一点。（附带一谈，“科学只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一种方法”，其实就是怀疑精神和拿证据来；“民主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就是容忍异己，与异己共同生活的方式。因此，科学不能被某个教条独占，民主也无所谓新民主，资产阶级民主。这是胡适的思想似软却有力的地方。）

anti-communist斗士这个帽子很好

附论二：胡适对C*P发动的清算胡适运动及其他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早有严肃研究，证明他对清算一事的性质和意义念兹在兹，故而一定会当面反驳蒋介石的错误看法，毫无意外可言。

最早对1949后1950年代历次知识分子改造和文艺界运动做严肃学术研究的人，正是胡适，大概有十多篇英文长短文章，这些文章都是他研究C*P治下的报纸以及胡适批判的材料写成的，不是隔岸观火的美国人所能写出来的。传闻中他闲着没事看胡适批判材料是错误的，他是认真在做研究，可参看《胡适未刊英文遗稿》中的多篇文章和演讲词记录稿。尤其重要的是他的《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手稿，手稿中说：

「但独秀并没有给“民主”和“科学”下任何定义，他只把这两个名词——两个涵义广泛的观念——都“人格化”了（personified），叫做“德先生”和“赛先生”。十八九世纪的欧洲诗人常爱把抽象观念“人格化”了，叫“自由”做一位女神，叫“责任心”（Duty）做“上帝之声的严厉女儿”。艺术家也就可以把“自由”、“理智”、“公道”等等雕作人格化了的神像。纽约港口高站着的手提火炬的自由神，就是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把一个观念“人格化”了，往往等于“神化”了，并不能教人们得着明白清楚的认识，也许还可以引起盲目的迷信，盲目的崇拜。 这种对于抽象观念的盲目崇拜，我在那个时期（民七八之间）已看见了不少的例子。例如李大钊先生在一篇《Bolshevism的胜利》。」

试比较胡适当日顶撞蒋介石的话：

「那时，我觉得，世界上二三百年来有一种公开的趋向，朝科学民主这个方向走，朝新的科学方法走。后来, 我的朋友陈独秀 在《新靑年》发表拥护德先生 （民主）赛先生（科学）。 我表示过这样的话：把这个抽象的名词人格化，把他看作人，最容易错误的， 容易把这种观念偶像化，像似美国的自由神， 或把公道当作女神。把抽象的名词人格化了，也就容易偶像化；偶像化了，便会盲目的崇拜。后来陈独秀离开了我们这一群， 北京大学的一群 ，到了上海， 碰到许多人，组织了C*P。他们以为这是科学，是民主，以为马克斯主义列宁主义是科学的社*主义；从前的那种民主，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民主，是不民主的民主，是资本主义的民主；现在需要的是打倒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民主，争取大众的民主，比胡适的民主更民主。当时，陈独秀因只认得两个名词， 不知道科学是一个方法，民主是一种生活习惯，是生活的方式，生活的习惯。 他没有经过民主的生活习惯，也没有作过科学的实验，科学的思考，认为马克斯主义是科学的，争民主是争大众的民主，结果被他们牵着鼻子走。（《胡适全集•胡适时论集8》，页8。字体为我所加）」

连字句都是一样的，足以说明这件事在他心头很久（“手稿”的写作远早于就职典礼）。蒋估计根本不知道胡适在说什么，只听到他说“总统错了”，便把这当作“横逆”，是对他个人权威乃至人格的侮辱，要在日记里咒骂胡适早死以泄愤。

反攻大业去一障碍，岂不美滋滋

蒋只会take it personally，江勇振也是take it personally，觉得胡跟蒋之间是私人关系，国师云云，真是完全没读懂胡适，居然当做书的标题。

再举一证，1956年胡适在伯克利有十场系列讲座，纵谈中国思想史，在最后一讲中，他提到他本人在其中的作用和意义，又一次提及胡适批判运动，并相信自己毕生的工作没有白费：

… as I read and analyze the two and a half million words of this vast literature of persecution and condemnation of me and my ghost, I cannot help feeling re-assured that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is not dead, but still alive and at work.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was not lost. （特别感谢Nous辨认出手稿）

当我阅读和分析这些清算和谴责我和我的幽灵的二百五十万字的文献，我不禁再次确信中国文艺复兴没有死亡，而是仍然活着，仍然在起作用。女士们先生们，一切都没有失去。

胡适意义上的“科学”精神和他所谓“评判的态度”，的确体现在了很多人具体的学术工作上，成为将教条在各个文化领域树立起来的障碍。如果只把这个阻力，当成胡适个人学术权威的遗留，是不大准确的，因为这些学生或朋友对胡适的具体观点基本上都不赞成了。

江勇振却说：“他（胡适）在致词里，一开始就指正了蒋介石对中央研究院的使命理解错误……在作了这个冗长的论述以后，胡适回到中央研究院的使命的正题。”其实江不明白，这可不是什么“冗长的论述”，清算胡适的真实意义恰恰才是胡适的“正题”，江勇振只能理解到“学术独立”这一层。无怪乎他只能用“意外”来解释胡适对蒋介石的顶撞了，成见致人盲视，可以如此之深！

听说又有人黑我

附论三：胡适全力支持《自由中国》的证据。

胡适对《自由中国》同仁绝不是虚与委蛇的证据之一，雷震被捕之时胡适写给韦莲司的信中的自白：

9月4日在台北发生的事让我非常不愉快。 …… 这种种都说明我个人关心这个案子，我必须尽一切可能来帮助那4个被捕的人。目前我一筹莫展。（《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页280）

不知道胡适本人的话，是不是如江勇振在书中一贯坚信的那样，都是谎言？

证据之二，《雷震回忆录》所记胡适全力帮助解决《自由中国》的印刷问题：

胡适先生回国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为了《自由中国》的印刷所问题，他打过好几次电话给黄少谷诉苦，一再请他出来帮忙。可见在国民党统治下，争取言论自由，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雷震回忆录》，七十年代杂志社1978年版，页102）

用这个特别具体的事情做例子，可以更好的理解胡适对《自由中国》的支持程度，雷震为什么一生对胡适心怀感念，为什么对所谓胡适不探监根本不放心上，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

雷震在胡适墓前

证据之三，《自由中国》的历次重大事件，胡适从未缺席。

这方面真是举不胜举，比如创办之初《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引起的风波，《自由中国》被迫补发一篇更正的社论，胡适读后主动介入，并且把事情急剧扩大，最终导致陈诚亲自写公开信解释。《自由中国》影响力在这次事件后大增。其实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如果是虚与委蛇，何必主动介入？如果不是自由与奴役，民主与极权的二元格局，胡适为什么对言论自由的象征这么看重？江勇振的偏见让他对这些全都视而不见。 再比如《自由中国》为蒋介石大寿刊出祝寿专号，胡适的的两篇文章引起大风波，引出蒋经国亲自主持的《向毒素思想总攻击》。再比如陈怀琪下圈套投给《自由中国》的诈文引发的危机，这事在胡适全力斡旋下不了了之，否则《自由中国》被封还要提前。此事《雷震回忆录》记载甚详，可参，不赘。另外，《容忍与自由》的演讲，其实有这个“斡旋”为背景的。最后，雷案发生之后胡适的各种努力，这一点论述已经极多，没必要重复。需要指出，蒋的日记体现出来他在这件事上对胡适的痛恨（说胡适“各处活动”，再以各种恶毒词汇咒骂胡适），只能说是反过来证明了胡适的努力，尽管没有结果。独夫之心如此，他自己得了后世千秋骂名，与胡适何干？

这里有必要引一下《雷震回忆录》所记胡适的一段话：

我们不可以为今天比较安全了，可以苟安；或者看共*党有些什么方式，认为应该学共*党的方式来对付共*党。

这当然不是江勇振所谓“国师”该说的话，但却是本文所呈现的胡适必然会说的话！

我先死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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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有一些与这篇札记相关的材料，非常有趣，列出来供各位参考

一 杨绛《怀念陈衡哲》一文中所记胡适

「走了三个外客，剩下的主人客人很自在地把坐椅挪近沙发，围坐一处，很亲近地谈天说地。谈近事，谈铁托，谈苏联，谈知识分子的前途等等。 …… 那时五个人代表三个家。我们家是打定主意留在国内不走的。任、陈两位倾向于不走，胡适却是不便留下的。我们和任、陈两位很亲密，他们和胡适又是很亲密的老友，所以这个定局，大家都心照不宣。那时反映苏联铁幕后情况的英文小说，我们大致都读过。知识分子将面临什么命运是我们最关心的事，因为我们都是面临新局面的知识分子。我们相聚谈论，谈得很认真，也很亲密，像说悄悄话。」

杨绛的回忆可比较汪榮祖《槐聚心史》書中所引錢鐘書的信：

上海解放前一年，博士来沪，遇合众图书馆，弟适在翻检（弟挂名为该馆顾问），主者介绍振手。博士满面春风曰：“听说你是个 humanist（似有春秋之笔， 当知弟为吴宓先生学生之故），做的旧诗很好。我也做旧诗，昨天还写了一首五律（图书馆主者忙送上拍纸簿、铅笔），写出来请教大家”。写出后，以纸交弟曰：“你给我宣纸，我为你用毛笔写”。诗只记有“半打有心人”句。此纸保存至文革时，与其他师友翰同付一炬。弟并未受宠若惊，因此结识 。 过数月，博士又来沪，从陈衡哲女士处，得悉内人家世（陈女士极偏爱内人），欲相认识。陈因在家请喝茶，弟叨陪末座；胡与内人谈语，略见内人〈我的父亲〉文中。敝寓近一小吃店，以“鸡肉包子”得名，陈女士夫妇皆爱吃，内人常以此饥遗之，是日亦携往，博士大赏“好吃”，而陈甚节俭，备点心只是“蟹壳黄”小烧饼， 博士嗤之以鼻曰：“此等物如何可以请客！”陈怫然，事后谓内人曰：“适之做了官，spoiled了！合众圈书馆主人叶景葵先生请博士在家晚饭，弟与郑西谛先生皆被邀作陪，听其政论，后见Foreign Affairs（外交季刊），渠发表一文，即席上所言也 。

钱杨的回忆高度一致，应该可信。这两则材料，尤其是第一段材料中我所标出的句子，可以当作胡适“冷战格局下的anti-communist思想”的一条脚注。

二 胡适为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一书的英译本（1953）写了英文序言，之后又被人译为中文，放在中文版新版里，《年谱》中收录了主要内容。此书的英译本和胡适的序言，也应该放在美式冷战宣传品的类别里去看。

三 胡适曾在英文文章中引用另一本“冷战名著”The God that Failed，他将陈独秀也放在这个全球范围内的悔悟的前共*党人的系列中，这段话很有趣，我来译出上下文：

在一本由六个前共*主义者以《失败的上帝》为题出版的出色自传文集中，六人之一的伊格纳西奥·西洛内（Ignazio Silone）对他的前共*主义同志托利亚蒂（Togliatti）说：“最后的斗争将在共*主义者和前共*主义者之间进行。”（p. 13）。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sler）也是六人之一，他对编辑理查德·格罗斯曼（Richard Grossman）说:“说到底，我们作为前共*主义者是你这边唯一了解这一切的人。格罗斯曼在评论这些言论时说：“一个人如果不曾把共*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把共*主义作为政治对手而与之搏斗，那他就不能真正理解西方民主的价值。”

最后，我想向这个博学的大会介绍一位中国的前共*主义者，我的朋友陈独秀关于共*主义和民主的一些明智的话，为这篇小文作结。陈独秀是中国共*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但在1928年被认定为托派，开除党籍。1941年，他还被当作托派，他给他的托派朋友写了一封信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牵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 已向人广泛的声明过， 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 不代表任何人。 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好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

脱下他作为中国共*党创立者和领袖的外衣之后，这位中国的“个人”，这个叛逆者，陈独秀，如是说！（《胡适未刊英文遗稿 》，页671-72）

在全球冷战视野下看待陈独秀及其精神历程，这也可以说是胡适的一个独到见解。此亦我所谓胡适的“冷战格局下的anti-communist思想”之一例也。

还有谁，接着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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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一切都不过前尘往事，不过是历史的遗迹，但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六七十年前蒋介石觉得自己是中华正统道统一切统的道成肉身，而如今的国民党人，眼看“天命”转移，他们的集体投诚，就是理固宜然了。而当代新儒家诸公的无数传人（无论是嫡传还是私淑），则在新传统主义和新国家主义的大旗招呼之下，纷纷奔向了当今的圣君明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