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December 31, 2019

小白兔吃猫饼干: 温和真主党学






若望: 香港!香港!在这里尝到自由的滋味

原文:


https://matters.news/@chentongzao/%E9%A6%99%E6%B8%AF-%E9%A6%99%E6%B8%AF-%E5%9C%A8%E8%BF%99%E9%87%8C%E5%B0%9D%E5%88%B0%E8%87%AA%E7%94%B1%E7%9A%84%E6%BB%8B%E5%91%B3-zdpuApGHDXpwYYiLvKwqz7dyg4zm3w5MUQaFa881CnfBrhD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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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香港!在这里尝到自由的滋味

奔向自由,如水之就下。

    一九四九年年末,剛剛在燕京大學就讀一個學期的余英時打算到香港探望自己的父母。他並沒有把此行當作奔向自由之旅。這是因為,一方面,他已經在理智上接受了中共當時的“新民主主義”政治綱領,甚至已經完成了加入“青年團”的申請和審查手續,寒假歸來即將成為“團員”,他甚至坦承已經感染了一點政治狂熱症和“左傾幼稚病”;另一方面,香港乃是英國的殖民地,抱有樸素愛國情感的余英時覺得這裡不是久留之地,他也始終覺得一個中國人的人生與事業終究要在自己的祖國大陸去實現。已經立志成為一名學者的余英時,認為即使在新時代,埋頭向學不問世事的總還是一條可以走的道路。
    一九五〇年元旦這一天一早,余英時來到了羅湖口岸,就在過關的一瞬間,他發生了一次奇妙的精神體驗,六十年多年後,他在回憶錄中這樣追述:
當時我確實充滿著重見父母的興奮,卻並無重獲自由的期待。然而就在過羅湖橋那一剎那,一個極為奇異的經驗發生在我的身上:我突然覺得頭上一鬆,整個人好像處於一種逍遙自在的狀態之中。這一精神變異極為短促,恐怕還不到一秒鐘,但我的感受之深切則為平生之最,以後再也沒有過類似的經驗了。
    這種“頭上一松”的“逍遙自在”狀態從何而來?余英時說當時自己並沒有像普通人那樣將香港視為“自由”的象征,理智上他也做好了寒假結束即返校的準備,因而這種精神變異必定是潛意識中的。在《余英時回憶錄》中,我們可以讀到他對這一瞬間的“自由”體驗所作的自我分析:
原來在一九四八年以前,我早已在不知不覺中吸收了「五四」新文化的許多價值,特別是「科學」和「民主」,因為《胡適文存》曾是我早年最愛的讀物之一。抗戰勝利後,當時一些流行的刊物也對我很有吸引力,如《觀察》、《新路》 等。胡適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期間在《獨立時論》上發表的一些文章,如〈眼前「兩個世界」的明朗化〉、〈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和〈自由主義是什麼?〉都是我很愛讀的。大致說來,我當時的思想是傾向於個人自由和民主社會主義(英國和北歐式)……中共當時的攻擊重點便放在「民主個人主義」這一觀念上面。從中共對「民主個人主義者」的種種描述來看,我感到自己似乎正是其中的一分子。但是這是我當時在理智層面所決不願承認的。 因此我相信,在潛意識中我一定極力壓抑著原有的種種價值和觀念,不讓它們有任何拋頭露面的機會。這一潛意識的自我控制和壓抑積了好幾個月之久,一旦回到一個不受拘束的社會,心理上的壓力突然消失,精神變異便發生了。
    這樣看來,其實余英時在羅湖過關那一瞬間的體驗並不奇異,只是從一個需要壓抑自己思想并迎合某一固定意識形態體系的環境,來到了一個解除思想禁錮和高壓的地方——這是思想自由帶來的“逍遙自在”。




1952年,余英時(前排右四)完成了在新亞的學業,成為首屆畢業生

    一九五二年七年的壹天,張愛玲來到了羅湖口岸。據她後來對王禎和的回憶,她的過關證件上寫的是一個筆名,那就只能是“梁京”。大陸變色之後,她以這個筆名,在《亦報》上連載了《十八春》和《小艾》兩部小說,引起不小的轟動。奇妙的是,關口檢查證件的民兵居然問她:“妳就是寫作的張愛玲?”她很緊張地答:“是”。那民兵還是就讓她出境了,沒有為難。
    《亦報》是在華東地區文藝界領導人夏衍授意下,由壹批鴛鴦蝴蝶派上海“舊文人”辦的壹份“小報”,嘗試新題材,延續舊趣味。張愛玲以“梁京”為筆名,在《亦報》上連載了《十八春》,使得這份小報銷量飛速上漲,最高時曾到每期兩萬八千份。
    饒是如此,在遙遠的南國邊境上,一個檢查證件的民兵居然能知道“梁京”就是“張愛玲”,這還是太過匪夷所思。這位民兵也許還保有著布爾喬亞的生活趣味,這才註意到山河巨變之下勉強留有一點舊日風情的《亦報》。
    從羅湖過關的這個場景,張愛玲似乎沒有特意寫過,除了前述她對王禎和的回憶,最具傳記價值的當屬一篇帶有自傳色彩的短篇小說《浮花浪蕊》。小說主人公洛貞過關的瞬間是這樣的:
橋堍有一群挑夫守候著,過了橋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腳夫顯然認為還不夠安全,忽然撒腳飛奔起來,倒嚇了她一大跳,以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著跑,緊追不舍。
是個小老頭子,竟一手提著兩只箱子,一手攜著扁擔,狂奔穿過壹大片野地,半禿的綠茵起伏,露出香港的乾紅土來,一直跑到小坡上兩棵大樹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腳,笑道:”好了,這不要緊了。”
    定了定神之後,洛貞“在樹蔭下休息,眺望著來路微笑,滿耳蟬聲,十分興奮喜悅”。
    查證件和過關飛奔是絕大部分張愛玲傳記的必備橋段。學者論者也做了無數解讀和分析。她為什麼要逃離大陸?如果不走,等待她的將是怎樣的命運?離開祖國和母語環境,對她是幸還是不幸?
    然而,所有猜測和解讀其實都不及張愛玲本人的隻言片語,這句話還是出自王禎和的回憶:
丘(彦明):還談了些什麼小說的事?
王(禎和):由丁玲談起,後來說到大陸的小說。她說在大陸,都是按一種「Formula」來寫作,不會有好東西的。
  「公式化」寫作能有什麼好東西?一個作家沒有創作的自由,簡直可以宣判作家生涯的死亡。張愛玲要走,即便只是為了這一點創作自由——或者,更直接點,趣味的自由——也是再充分不過的理由。




張愛玲出大陸的派司照(passport photo)

    一九五七年七月,倪匡剛剛來到香港。從接近東北的內蒙古保安沼開始,走走停停,四千多公里,露宿、借宿、偷渡,倪匡終於在九龍一處碼頭抵達了香港。熟悉倪匡的人應該都對他口中七毫子一碗的叉燒飯印象深刻,紅彤彤的叉燒,白白的米飯,叉燒要全肥!
    第二天,倪匡來到了維多利亞公園,他在許多文章和訪談中回憶過這個場景,記述最為詳盡的是1991年由香港藝文圖書公司推出名爲《倪匡傳奇》的“錄音書”,在原聲錄音中,他這樣說道:
第一次體驗到自由生活的可愛,就是我來到第二天,就去到公園那裡。那時維多利亞公園剛剛填海出來,草地都是新的。六點鐘,太陽將下山未下山的時候,攤手攤腳,躺在那裡。一直躺到半夜11點50分,都完全沒有人來理你。那時候維多利亞公園,大家可能不知道了,半夜12點要關門的。11點50分,就有人哇啦啦叫,關門了,好走了。我自己站起來,慢慢走出去。我就覺得這個地方好住。這個地方給我住十年,我已經好滿足了。那麼自由都可以。
    這是什麼自由?倪匡在大陸變色後兩年多時間里,參加了政治學習;參與了土地改革鬥地主,為許多的地主寫判處死刑的佈告,判刑的理由是“地主”或“其他”,也眼見了槍斃地主的慘烈和血腥;在內蒙古的農場,他得罪了書記,書記一心他置他于死地,於是他只能逃,逃得越遠越好,一直逃到南國之南的香港。
    我想,這種自由不過是“免於恐懼的自由”,甚至都不需要什麼理論的論證,乃是一種出自本能的渴望——活在不需要擔驚受怕的土地上。




剛剛抵達香港不久的倪匡在長洲游泳

    但是通向自由的口袋在收緊。1950年的余英時還可以憑真實姓名,以探親的名義正式入境香港;到了1952年,張愛玲就要瞞過所有熟人,只向身在杭州的姑姑一人道别并相约不再通讯联络,她以化名蒙混過關;再到1957年,倪匡就得先從上海到澳門,再由蛇頭偷渡到香港,據說這還是拜那一年百花陽謀造成的天下大亂之賜。
    在如今這個大數據的時代,攝像頭人臉識別的時代,社交網絡追蹤審查的時代,手機定位的時代,新一代的余英時、張愛玲、倪匡,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奔向自由了。
    抄了許多書,最後抄一小段歌詞,改一個詞,送給所有香港人。
自由只剩一杯沙漏
眼睜睜看著一幕幕甜蜜
不會再有,原本平凡無奇的擁有
到現在竟像是無助的奢求

若望: Hu Shih, an Anti-Communist Fighter?

Hu Shih, an Anti-Communist Fighter?



温和加速主义者 评论 舍我其誰:胡適【第四部】   2019-12-31 18:46:51

Sunday, October 6, 2019

新加坡特色的法治

新加坡特色的法治

小白兔吃猫饼干 小白兔吃猫饼干 2009-11-19 23:09:58
[已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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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你这么讨厌新加坡
hui
hui
终于读到一篇好懂的……
金城便当之助
金城便当之助(梦里的星空。)
0w0
easternsun
easternsun(读万卷书,行半里路)
但是它的人民是拥有直选的权利的,当然根本原因是它的国家小,人口小,一旦基数小很多政策和方法都可以达到好的效果,但是一旦国家大了,人口多了,人口结构复杂了,那么要管理好这样的国家就困难得多,这也就是它的这套体系无法用在中国,甚至李光耀一直想将新加坡带回去的马来西亚。历史曾经在工厂中实现了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但是一旦这套体系运用在国家的管理中,它建立在人的高尚品德之上的柔和架构,最终只要靠强力的国家武力机构才能维持,这也是一个数量不同等级之下组织体系难度指数级增加的例子。其实也是现在人均GDP排在前十位的都是小国家的原因了。
小白兔吃猫饼干
小白兔吃猫饼干(自由去憎恨)
- -我听过各种信新加坡的说法,信它“直选”的这真是头一桩。
像这种小国,挨到了马六甲,当然能富裕,有的小国,地段差没资源,就比大国难富裕多了,所以小国不是最重要的条件。
2007年的人均GDP排下来,美国还在第九位呢。
白龙桥窦唯
白龙桥窦唯(I need you so much closer)
哈哈,新加坡直选。
easternsun
easternsun(读万卷书,行半里路)
呵呵,新加波总统当然是直选的。至于它的选举操作上是否真能代表民主选举的实制,它的总统是否有权力或者能力在整个国家治理中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那是另一个问题。另外我说小国的意思指的是:权威、专制或者略带乌托邦的制度在小国(地域和人口)能够成功,但面对十倍、二十倍的人口基数时会困难得多。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在我的一个二十几个人的小型企业中用“一言堂”的方式可以很好的控制整个组织的合力和方向(可能会快速抓住了机遇,也可能会是像在狂风中的小舟一样倾覆),但是如果是在一个几千个人的企业中,这种方式就会很困难,能够达到的效果也差很多(实际上它很可能失去了小型组织下权威力量带来的机动性,但是无法发挥大型组织中民主决策能够带来的创造力)。
小白兔吃猫饼干
小白兔吃猫饼干(自由去憎恨)
你自己举出来的例子都是在假设,那还能得出什么实质结论呢?你这是在以把问题重新说一遍的方式回答问题啊。
即便依了这个结论,也不要忽略,任何一个小国,都具备特大型企业的规模。
easternsun
easternsun(读万卷书,行半里路)
呵呵,那就说简单一点,实质性的结论就是:新加坡的权威政治能够在新加坡这个地方达到现在的效果,当时在中国却无法到达同样的效果(人均GDP和吏制等),一个重要原因是政策在小组织中能够更好的贯彻而不被扭曲(这里的大小当然是相对而言的)。
小白兔吃猫饼干
小白兔吃猫饼干(自由去憎恨)
中国才创造了“奇迹”,新加坡那算个啥,新加坡增长的动力源是外资,中国要是这样早死了,政策被很好的贯彻了,老百姓就好吗?中国改革如此兴盛,中央的酷吏鞭长莫及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easternsun
easternsun(读万卷书,行半里路)
呵呵,我只针对新加坡的体制能否解决我们的问题这一点。我同意中国创造了“奇迹”,也同意新加坡和我们的比较不是在同一个重量级上的比较,这也正是我想说的不同重量级的“拳击比赛”需要不同的策略。
至于政策被贯彻是否是好的,是否老百姓就好,这就回到了的源头,政策是否是好的问题,这又引发另外一个问题,集权的决策和民主的决策那个更有效的问题。而要讨论民主和集权哪个更好的问题,即需要考察实际的形势,也需要考察目标和路径之间的关系问题(先效率还是先公平?,先工业还是先农业?先国家还是先个体?藏富于民好还是集中办事好?),还需要考率政策实施的难易度问题。
至于改革如此兴盛,它可是从上到下,而不是从下到上的。当然中央即有左派,也有右派,还有大量的机会主义者,这就是政治嘛,总是在信仰、政策和实用的马基雅维利之间平衡。现在dang是有很多的问题,国有经济,政治民主,但是我是认为,如果我们的大力改革最终会成为前苏联一样的结果,那么这样的改革是不可取的。至少如果现在进行太过于激进的改革,左右派恐怕是会决裂,那么会不会乱,到时候如果新疆和西藏再闹一闹又会怎么样,就算闹了会不会最终又是一个强权人物上台什么结果也没有,所以我赞成小步的改革,但是不同意动态多,也赞成在放松一部分的时候需要加强另外一部分,以保障整个框架不会散了(这就是改革和四项基本原则同时坚持的原因)。
白龙桥窦唯
白龙桥窦唯(I need you so much closer)
在自由主义者眼中,市场决定一切,政府的经济政策都是在帮倒忙。
兔菊耐心真好。
小白兔吃猫饼干
小白兔吃猫饼干(自由去憎恨)
创造出激进渐进之争的斯蒂格利茨就把中国的改革称为自下而上的渐进改革,到了中国这边,渐进要继续说,自下而上却变成自上而下了。斯蒂格利茨对转轨国家了解不足,他的理论漏洞我就不去说它了,但说这个自下而上,我是认可的,中国的改革本身,从一开始的承包责任制,到后来的国企改制,到经营门槛放开,一系列的大动作都是民间先有,或者地方先斗胆搞,最后中央出面承认。农场承包制被广泛报道不需要我说了,国企改制为什么会在各地出现内部人私有化?到现在很多人都在骂这个,他们都忽略了93年国企大兴盛时,国企自发的就搞了内部人承包化,只不过企业不像农地,有些操作,租的权利是不够的。牟其中,很有名气吧?他做的事情放现在,就是好事了,当年做,就陷入牢狱,这不是正说明民间的力量冒着巨大风险进行了“制度创新”吗?就连金融垄断的松动,也和民间私自集资的发展不无相关,而后者,包括小额的高利贷这种符合市场规律的做法,至今未得到法律承认。中央到底做了什么老百姓不愿而政策趋令的好事呢?被说成改革开放代表的南海画圈就是个典型,画在海南那个圈,至今发展不如一个中部省份,可见市场规律的不可违逆。
如果你遇见梅德韦杰夫,他一定会告诉你他现在急切想搞一次激进的私有化改革,这说明什么?这已经是2009年了,如果曾经的改革是激进的,并且激进到位了,他有可以改的地步吗?如果你找得到,可以去看一下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编于1987年的《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看一下在苏联解体之前,我国是认为它的改革过快还是过慢。
easternsun
easternsun(读万卷书,行半里路)
一、关于改革是从上而下而是从下而上的问题。改革总是需要落脚点的,改革的标志性事件和人物在底层,但是如果没有毛主席的去世,没有“四人帮”的倒台,没有修正华国锋“两个凡是”的路线,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整体政策方向的转变,你觉得这些事情有可能吗?抑或有可能,能持续吗,能否得到宣传吗。当然改革肯定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是一个摸石头过河的事情,不能中央一拍脑袋,事情就是一马平川,既需要中央的放行和指导也需要实践中的反馈,如果真要争个子丑寅卯,只能说是中央确定方向,地方和底层尝试具体的方法,并由中央来认可。民间的商业在建国前有,建国后三大改造完成前有,即使在大跃进时代还是有,除了十年浩劫,如果没有中央政策的转向和推动,这些只能是丢向水盆的火星。当然,如果你要是认为之地方的改变逐步推动中央,而不是中央引导地方,那么这就只能成为一个类似鸡和蛋谁先的形而上学式的毫无结果的争论。
二、关于改革和风险的问题。既然说到民间的冒险,那么我们中央领导层是不是也是在冒险,liushaoqi当年是不是冒险,zhaoziyang和huyaoban是不是在冒险,邓老在1989年面对chenyun这些党内左派的元老的时候又是不是在冒险。何况我并不认为牟其中的所作作为在今天应该就被称之为好,他的南德和德隆、托普一样在今天也有诈骗的味道,最多他们也只能算和秦池,早期的巨人,三株,太阳神这些流星一样的企业一样无法把握扩展的节奏,过于自信而倒置垮塌,这即使到今天也还是一样(比如06年倒下的孙宏斌的顺驰)。也许华晨的仰融,铁本的戴国芳,健力宝的李经纬他们几个才算得上政策的牺牲品。
三、关于市场化。除去垄断、公共产品、信息不对称等明显的市场缺陷之外,市场改革还面临市场化过程中执行层面的问题,市场改革并不等于放任,价格改革时候的物价失控,而双轨制倒置的黑市,还有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国有制长流失,下岗工人的痛苦和政府面临的阵痛,这些都是市场改革过程中已经有的教训,当然改革是方向,不能因噎废食,但也不能暴饮暴食。更何况,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再到新自由主义,或许现在又在某种程度上怀旧凯恩斯和马克思,政府控制和市场自由的度在哪里也还是一个没有定论的东西。至于你说的小额高利贷,它当然是具有正面作用的,但我可亲眼见识过它带来的家破人亡。这市场也是一柄双刃剑,使不好也会伤了自己。
四、关于苏联的改革。我无法遇到梅德韦杰夫,即使遇到他恐怕也不会想说要搞激进的私有化(叶利钦的私有化就是前车之鉴),即使他想恐怕也说不服普京,而正是普京重新从叶利钦激进的私有化(突然死亡法)带来的寡头手里收回大型企业,而正是这些金融、能源的寡头剥夺的人民的财富,过犹不及这就是最深刻的教训。如果要讨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那么他的改革从经济市场化开始,同时从不再进行“布拉格之春”,“匈牙利事件”这类的意识形态干预,然后允许思想多元化,最终怎么样?最终他无法控制局面,左派认为他背叛革命,右派认为他思想保守,最终传统的亚纳耶夫政变,而在失败之后形势集聚右倾,叶利钦这个机会主义者架空了苏共,最终就是整个苏联解体。而叶利钦带个俄罗斯什么东西?除了一个一个毫无改进的烂摊子外,恶化的民生,少数的巨富和寡头外还有什么?俄罗斯恢复尊重是在普京手中,而他恰恰是重新国有化核心行业之后才真正重振俄罗斯。我并不想说明国有化更好,也不认为我们不需要改革,我只想说,过犹不及,失控的改革会毁掉已有的成果。看看1989年运动的结果对整个改革氛围的影响就知道了。
白龙桥窦唯
白龙桥窦唯(I need you so much closer)
我不知道兔菊会用什么表情来面对你.
easternsun
easternsun(读万卷书,行半里路)
  哈哈,会不会双手叉腰,柳眉一竖:“此人强词夺理,尽装牛角尖,看似有理,实则似是而非,好逞口舌之能,以图一时之快,简直不可理喻。”这样看来我还是要思量思量下次该不该去参加那个读书会:)
小白兔吃猫饼干
小白兔吃猫饼干(自由去憎恨)
1 囧
2 你要是弄不清俄罗斯寡头的来源,我也不想多说
3 读书会者,你去我可不去
白龙桥窦唯
白龙桥窦唯(I need you so much closer)
我是说,你上面那长长的四段发言,没有一段不在挑战我的常识底线啊。
所以,多说无益呢。
easternsun
easternsun(读万卷书,行半里路)
呵呵,这寡头的来源难道不是来自叶利钦治下的私有化,这我倒很想闻其详。不过还是到此为止吧,只论道,不论人,希望你不要生气。
小白兔吃猫饼干
小白兔吃猫饼干(自由去憎恨)
寡头是私有,这个从字面上看自是不假,但私有这种东西,按我国官方教材的定义也是有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之分的,前者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后者是封建社会下的,想来你不陌生,这两者自然不该混为一谈才对。
你若是说,叶利钦的改革非常失败,我一点也不会反对;但你的说法是如此吗?你是硬把休克疗法和寡头化扯到了一起。休克疗法,本来是一种正常操作,指宏观调控里的财政货币双紧,以不顾失业率的牺牲挽回通胀败局,我不说这种模型是否过于简单,但它本身是不带任何意识形态取向的。我国集中指责的,则是并不属于这个宏观调控涵盖内的大众私有化而已,所谓国有资产不能瓜分,瓜分了就要寡头化,厉以宁有明确的此类说法。
我要说的就是寡头化与这种瓜分是无关的,更准确是相反的,正是由于叶利钦政权逐步走向集权,配合这种需要,将私有化策略倒向权力大腕才导致寡头兴起,和大众私有化完全逻辑相反。这种大众私有化快不快呢?连指责它的人的理由都是它的票面价值跑不过通胀,你说它快还是慢?当然票面价值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企业价值本被限制在这个范围内,即使企业的价格变贵了,这些“票面价值”的兑换券,价格也同样程度的变贵了,跑不过通胀,实际是1993年企业重新股价而兑换券保持不变后的局面,按说私有化进展了一年了,就算不激进,也该有相当数目到位了吧?可惜俄罗斯这段时间政局不稳,改革还真就没推开去。到1994年,全国私有化计划中的企业,只有两成股权为外部自然人和法人持有,绝大多数还在企业内部没往外放,至此,被我国算作休克的一部分的企业改革也就这么作废了,你可以去查查通胀率,看看不变的票面是不是实质作废了。
到1994年,俄罗斯改革途径已经变成了“把国有大型企业改组为集生产、销售、金融活动为一体的金融-工业集团”,这一时期,就是寡头的形成时期,从这一时期的立法和政策就可以看出来:《促进金融工业集团建立并展开活动的措施》(1995,4月)、《关于金融工业集团的联邦法》(1995,11,30)、《关于促进银行与产业界一体化》(1996,4月)。在这种思维之下,企业被抵押给银行,在政府没还债的情况下,就落到了寡头手中,这是寡头化的主要途径,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尤卡斯石油公司、辛丹卡石油公司、俄罗斯电视网等一系列有名的寡头企业都是以这种方式形成的。俄罗斯指责这不是私有化是官僚资产阶级窃取国有企业的人并不算少。
从94年,到97年为止,这种寡头私有化才算是完成了,其中97年是上述操作的最高峰时期。回到本身的话题,国内是很少谈后面的这种内部消化式的私有化的,对瓜分企业的票面贬值问题倒是毫不避讳,真不理解读那些资料的人逻辑是怎样转过来的。
综上所述,无论是按照把大众私有化纳入“休克疗法”的那种定义,还是字面的理解“改革速度”,俄罗斯寡头化都和“激进”关系相反,它完成这一改革的97年,被我国视为“渐进”典范的匈牙利也都完成了全部私有化。
仅就可以说的历史说这些,至于你1——3里面做的那些评述,我不想回应,你也许是学经济学的,我只说一句,中庸不等于聪明。
不用再多回我了,价值观是没法谈的。
easternsun
easternsun(读万卷书,行半里路)
  :)如果在“私有化”,“速度”这些最基本的定义上不统一,那我尊重你的观点,我们求同存异。你这句“中庸不等于聪明”倒是很有锋芒,说中了一半,我喜欢中庸,但是严格来说,我更应该算是实用主义者,为了目标,需要的时候可以牺牲原则和道德。另外我也不是学经济学,我是学计算机,更喜欢历史,我也不是学生,我已经在我们的体制内工作了几年,既了解一些从最高层到基层的无处不在的腐败,也了解整个官僚体系中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中庸仅仅是生存和斗争的手段而已,离开了书本,该拍马屁拍马屁,该送礼的时候送礼,该巴结的时候巴结,这就是我们的官僚文化。即使我们的主席和总理有心,联手恐怕也很难推动更快地改革,《建国大业》里面亡党亡国的两难选择倒是或多或少,说出了一些中央的无奈。
M16
M16
李光耀总比勃列日涅夫好
可乐加冰来一杯
可乐加冰来一杯(嘟嘟嘟)
这句话让我乐了
Gilgamesh
Gilgamesh(勿为不可能之事。)
easternsun 同学是个小清新。。
可乐加冰来一杯
可乐加冰来一杯(嘟嘟嘟)
各位的争论,个人觉得看看经济等级制组织与生产的结构之后就会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