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February 15, 2024
简明文革史线索（去黑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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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文革史线索（去黑话版）
（经作者爱吃肉、整理者爱喝饮料授权发表）
作者：爱吃肉
整理者：爱喝饮料
当今的大家通用的文革史叙述模式，存在一个俄罗斯套娃式的陷阱。很多人当然不相信教科书宣传的「一场由毛泽东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于是相信了黄俄系和小知识分子的说法，比如什么「文革是毛泽东迫害有良心老干部的浩劫」
「文革的暴行都是红卫兵暴民干的，红卫兵很残忍」「幸亏老干部拨乱反正，结束了这场暴民运动」等等。实际上恰恰落入了更大的叙事陷阱。与之相反的是，尽管毛左的文化程度低于小知识分子，但是却比小知识分子更有格局感，毛左认为「文革暴行都是走资派（即黄俄系）干的坏事」，恰恰是通过愚蠢的逻辑得出了正确结论。文革史叙事可信度排名如下：
极右文革史>毛左文革史>教科书式文革史>走资派文革史>小知识分子文革史
文革实际定义如下：文革其实有三种交织进行的运动。一是党内两派高层撕逼，二是底层真毛左和保党派五毛走狗互打，三是各族民众反抗列宁派暴政的伟大起义。下面开始按照时间线索整理文革史。
（一）文革的前奏（1921–1966）
中共党打天下一向由两个派系组成。一为本土派投机势力，毛泽东彭德怀贺龙许世友之流，简称为梁山系；二为列宁主义黄俄，张国焘刘少奇周恩来之流，简称为黄俄系。毛泽东作为梁山系首脑，在苏联英明的指点与慷慨地馈赠下，不仅成为了名义上的中共领袖，而且还得到了几乎所有的大清帝国领土遗产。但是毛泽东这个人本身保留了中国费拉的不少性格特点，就是他对强者怯懦，无限跪舔斯大林。但是对于态度好一点的人比如赫鲁晓夫之类的，就会本能认为对方的好态度是一种懦弱的体现。苏联在旅顺保留有驻军时还能震慑一下毛泽东，但赫鲁晓夫为了讨好毛泽东主动做出撤军姿态后，苏联便再也无法控制毛泽东了。
毛泽东的野心瞬间膨胀到了想当国际共运的教皇的地步，但共运老大肯定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你得拿出苏联「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之类的干货吧。于是毛泽东就搞出了一场大跃进，但是毛泽东这种人本身就是一个丝毫不懂经济的门外汉，他负责幻想推行「土高炉炼钢政策」，黄俄系官僚负责指导农民砍树与炼钢，顺带执行没收种子粮与枪决饥民的任务，双方完美地配合直接让毛泽东的计划成为了世界级笑话。按照黄俄系的眼光，如果说乌克兰农民的尸体能帮助斯大林超工业化，那么巴蜀千万人的尸体则只炼出了一些铁锈。大跃进的失败直接导致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威信处于最低潮与刘邓势力的膨胀。
毛泽东在黄俄系官僚的包围下，感觉如芒在背。毛泽东为了坐稳位置，学习蒋介石捏造「日本帝国主义蓄意灭亡中国」谎言的伎俩，一方面在外交上进一步与苏联决裂，蓄意挑起中苏摩擦，编造了「苏修逼债卡脖子造成了三年困难」、「赫鲁晓夫想以建立长波电台与联合舰队控制中国」的谎言。根据布尔什维克的习惯，消灭黄俄系班底就是取消苏联政策的最可靠方式。而在七千人大会中，林彪为了自己的野心，学习刘少奇在七大前捧毛打「国际派」的伎俩，毅然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出来反众人一片检讨的潮流，捧毛打刘邓。说什么一切错误都是没听毛的话的结果。等他讲完了话，毛带头起立鼓掌。至此，毛泽东与林彪达成暂时的联盟，双方共同准备对刘邓的黄俄系技术官僚动手，毛有了林的支持，才敢于对刘邓派系动手；林有了毛的帮助，从而成功清洗党军内的政敌，做到将解放军系统纳入自己的班底。
（二）北京的交火（1966下半年）
毛泽东收拾刘少奇之前，首先采取攻其侧翼的迂回手段，铲除刘少奇的羽翼。刘少奇带有列宁主义人格的迟钝，自然无法面对这种温水煮青蛙攻势的危险性。待将刘少奇羽翼铲除得差不多，毛泽东再采取反右运动的固有伎俩，「引蛇出洞」。1966年文革初兴，毛先同意刘邓派工作组，无视刘邓请他回京领导运动的反复请求，在南方无故稽留不归。等到他觉得刘邓「犯的错误」已经足够，立刻回到北京，主持八届11中全会，写出《我的一张大字报》，指控刘邓「实行白色恐怖」，一招就把刘少奇打入冷宫。
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下达，文革开始；黄俄系官僚看不懂毛泽东此举的意义，以为毛泽东此举不过清洗少数几个干部，为了搪塞毛泽东的号召，遂把自己子女塞进红卫兵。干部子弟老红卫兵出现。
6月，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进驻各院校，试图复制反右，将此次运动搪塞过去。两人向各高校派出的工作组都是由黄俄系组成的，将提意见的刺头学生划成右派、小爬虫大肆批斗。
7月，毛泽东畅游长江，认为刘少奇「犯的错误」已经够多，突然翻脸批判工作组、支持红卫兵。
8月，毛泽东回北京，发表《炮打司令部》，称刘邓压制学生运动，刘邓靠边站；接见红卫兵，于是各校红卫兵崛起，赶走工作组。
8至9月，红卫兵运动初起时，由黄俄系官二代组成的老红卫兵把持。老红卫兵破四旧、抢杀黑五类、打老学究，在北京制造「恐怖的红八月」屠杀两千人，并到各地串联，把恐怖屠杀传播的各地。毛泽东对于老红卫兵一开始很支持，在天安门三次接见红卫兵。打死八个人的宋要武就是老红卫兵。老红卫兵的后台是周恩来。
老红卫兵的理论依据是血统论，只有他们这些「天潢贵胄」才配造反，其总后台是周。等到11月，北京的八万黑五类已经被杀光、赶光，毛就翻脸，指责老红卫兵转移斗争大方向，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2月，北京老红卫兵组织「联动」，高呼刘少奇万岁、打倒江青，六冲公安部，最后被逮捕，关几个月就放了。黄俄系操纵的「联动」组织彻底覆灭。
（三）两系的正面对决（1967.1–3）
老红卫兵退场后，上海的工人造反派起事，发动「一月风暴」夺取政权。王洪文因为在「一月风暴」中表现优异，因而受到了毛的重点栽培。梁山系外围的毛左红卫兵「造反派」兴起。
同时，倾向黄俄系的军队系统集体抗命，在北京的老军头大闹怀仁堂怒骂江青，被毛痛斥，毛泽东以「上井冈山」相威胁，绑架党军头口头效忠。各地军头则纷纷直接镇压造反派，进行大逮捕，青海发生军队针对造反派的大屠杀。此事梁山系称为「二月逆流」，黄俄系称为「二月抗争」、「二月镇反」。3月，毛宣布老帅的行为是「逆流」，老帅靠边站。4月，北京由平民子弟组成的新红卫兵（又叫造反派红卫兵）登场，很快分裂成保守的天派和四四派、激进的地派和四三派武斗。毛与康生发动「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清洗刘少奇系干部。
由于北京的大军头被毛下令靠边站，军队不敢继续直接镇压，纷纷释放被捕造派。毛泽东赢得胜利，张春桥等文人翘首以盼希望毛泽东实现其乌托邦理想，彻底改造国家机器。但毛泽东毫无治国能力，不懂得国家机器运转的奥秘，只能采取军管方式解决问题，命令军队介入各地「支左」，在全国实行军管。
（四）外围群众的混战（1967.4–1968.7）
黄俄官僚、军头另出一计，分化造派，在其中扶持忠于自己的组织，也就是五毛保党派。于是造派分裂为保造两派。两派都自称造反派，指责对方反毛，以冷兵器武斗。由于军队多倾向五毛保党派，暗中给他们发枪，毛左造派屡屡吃亏。
1967年6月，梁山系的文痞王力、关锋、戚本禹（后台为毛泽东）与林彪联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林彪开始清洗杨成武，并大肆提拔自己亲信。
1967年6月18日，北京钢铁学院张建琪、北京外语学院刘令凯等人组织了红卫兵组织「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矛头直指周恩来，攻击周为「二月逆流」的黑后台。516兵团作为梁山系探针，很快遭到了毛泽东的出卖。
1967年7月，「七二〇事件」，毛泽东视察武汉，其亲信被保党派绑架，并险些被犯上作乱的军人酿出「敌在东湖宾馆」的悲剧，毛泽东狼狈逃回北京，认识到保派势力很可怕。江青发表「文攻武卫」讲话，要求造派不能被保派压着打，要抢夺枪支武力还击。
于是在此一年内，造派频频冲击军队抢夺武器。双方各种武器俱全，展开「全面内战」。各省情况不同，到1968年下半年，保派控制11个省、双方拉锯8个省、梁山系造派控制9个省。
8月，关、王、戚煽动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被毛泽东打倒，毛泽东通过牺牲几个文痞来缓解军头的愤怒。
9月，毛泽东表态公开抛弃516分子，而后陈伯达江青等人跟进宣布516反动，周恩来遂实施「清查516运动」，对反周分子展开残酷的清洗与屠杀。
10月，毛要求各省对立各派尽快「大联合」，组织革委会。
1968年
1968年5月，黄俄系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造反派遭屠杀。林彪军人、康生与周恩来情治系统共计杀人近五十万。
（五）秩序恢复（1968.7–1971.9）
此段时期为国内大批对你党心怀不满的群众借你党内讧的时机，参加造反派反党，被认识到真相的你党残酷镇压的过程。这段时间，毛林周三人对于地方主义明显的造派下手之狠毒坚决，保持极大的一致性。
由于各省战事迟迟不决，毛失去信心和耐心。1968年7月，文革的「热月」，周恩来发表七三、七二四布告，禁止造派进一步冲击军队、武斗，保派控制的省份发生了对造派的大屠杀（造派没法抢枪，保派继续有人偷偷发枪，结果不言而喻）。
7–8月，与此同时，由于北京两派红卫兵仍在继续武斗，毛和林联手，派出由工人、军队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占各高校（简称工宣队、军宣队」），逮捕红卫兵领袖，稳定局势。
9月，新疆、西藏革委会成立，至此所有省市成立革委会，是为「全国山河一片红」，革命委员会都是军人作主任，使得当时中国一度成了军人统治的国家，而这些军人只能基本上是林彪派系的人，因为在1967年所谓「二月逆流」中，毛泽东整肃了老军头们，当然不能再用这些人的手下，遑论贺龙那种惨死者的部下，林彪势力空前扩张。李志绥声称：「早在九大之前毛就对身边全是军人而极不自在。」
12月，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红卫兵彻底瓦解。
1969年
3月，中苏珍宝岛冲突
4月，你党九大，林彪成为副统帅，九大选出的政治局委员，林彪派系的人竟然占了12名之多，大批军头成为中央委员，刘被永远开除出党。周恩来的黄俄系边缘化，周变成三把手。
10月，林要求全军对苏战备，引发毛泽东警觉，毛泽东感到林彪对他构成了远比刘少奇更实在、更可怕的潜在威胁。
11月，刘少奇死于开封。
1970年
1月，一打三反开始，军队屠杀造派。
4月，林提出由毛出任国家毛泽东，被毛拒绝。
8–9月，第二次庐山会议，陈伯达与林系人员要求设国家毛泽东、鼓吹「天才论」、攻击张春桥。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北京，开始南巡，向地方军头摊牌打好招呼，准备毁灭林彪集团，声称林彪集团「分裂党，急于夺权」，「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陈伯达被打倒。
12月，毛会见斯诺，提出愿与美国接洽。
1971年
3月，林立果制定「五七一工程」，谋刺毛泽东
4月，中美乒乓外交
7月，基辛格访华
9月12日下午，毛泽东最后一次下达倒林动员令：将林彪一伙定性为「坏人」、「反革命集团」或「反革命行动」，宣判林的政治死刑。晚上9点20分，林豆豆电话举报林立果暗杀计划。
9月13日，九一三事件，林彪死。死后党军系统大洗牌，林彪派系「四大金刚」覆灭。
（六）循环报复（1971–1976）
林彪事件堪称文革的一大转折点，毛派势力在林彪事件之后，逐渐不敌黄俄势力。毛泽东为了实现他的乌托邦蓝图，他不惜毁党造党，把黄俄系集团打下去，把林彪抬出来，却发现林彪威胁甚于刘少奇。毛林决裂，导致被文革打下去的黄俄系们借机反扑。毛泽东都不能不几次在接见黄俄高干时亲口承认自己错了，并把非平反不可的人放出来。这样一来便改变了权力的天平，光靠中央文革小组的表演型文痞，绝对镇不住身经百战的老黄俄，翻文革的案乃是迟早的事。毛泽东受此打击病倒了，甚至一度自暴自弃，拒绝治疗。直到后来尼克松要来访问中国，给他带来外交革命的机会，他才又发现了活下去的意义，再度振作起来。随着林彪那挡风墙的倒塌，老三位置的周恩来重新成为了老二，就此变成毛泽东攻击的主要对象，毛对周的迫害不久就开始了，并逐步升级，越演越烈。
1972年
1972年2月，中国推行四三方案，从西方引进轻重工业技术，真正的「改革开放」开始；同年，尼克松访华。毛泽东完成外交革命，彻底将中国与黄俄系绑架在美国反苏的战车上。
1972年5月，医疗专家们发现周恩来患膀胱癌，向中央写了报告，建议尽快动手术。毛泽东通过汪东兴下了四条指示：
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致使检查治疗工作被耽误了整整9个月。
1972年7月，邓小平被恢复党组织生活。
8–9月，周恩来大举批判林为「极左」
10月，毛指出林是「极右」，不准批极左。
1973年
4月，邓小平复出为副总理
8月，林集团成员被开除党籍；你党十大，王洪文成为副主席，大批老干部复出为中央委员。毛仍然指望造反派在党军系统失败后发挥自己的作用。
11月，基辛格访华。一次他求见周恩来，毛已经服了安眠药入睡，周未取得毛同意便接见了基辛格。后者提议为中国提供旨在防备苏联的核保护伞，周未置可否，说要请示毛之后才能答复。会谈后周立即向毛汇报。毛当时没说什么，但过后以此为周的把柄，无限上纲，指责周在中美会谈中说错了话，被美国人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有失中国人的尊严，犯了右倾错误，并命令政治局开会批周。
12月，毛实行八大军区对调。
1974年
1月，毛发动批林批孔
6月，江青提出，党内有一个最大的儒（指周恩来）
10月，王洪文向毛告状，称周反毛，准备以四人帮组阁。
12月，毛周长沙密谈，周度过危机。
期间，毛已经意识到黄俄系尾大不掉，自己已经无力铲除，甚至希望周恩来帮他稳住黄俄系。为此毛泽东写诗赠送周恩来。「当年忠贞为国愁，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1975年
1月，邓小平出任军委副主席
2–3月，邓小平以铁路系统为突破口，开始「治理整顿」，打击造派。
8月，毛发动评《水浒》运动，指责「宋江架空晁盖」，扬言要「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映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
11月，毛开始批判邓小平
12月，康生死前，明白梁山系大势已去，向周恩来和毛泽东同时揭发，自己有张春桥、江青黑材料，二人是叛徒。
1976年
1月，周恩来因膀胱癌死，死前高呼「我不是投降派」；毛泽东以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与叶剑英结盟，此时干部、特务、军队三大柱石都已经在邓小平掌控之下，毛派只剩下激进文痞和外围群众。
2月，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4月，四五事件，邓小平再次形式被打倒。
（七）黄俄系的全面胜利
1976年9月，毛泽东死。毛泽东死前指望华国锋在毛派与黄俄系之间搞平衡，给毛派争取充实羽翼的时间，四人帮不知轻重，猛烈攻击华国锋，将华国锋赶进黄俄系怀抱。
10月，华国锋、叶剑英发动怀仁堂之变，四人帮团灭；上海造派向中央投降。
1976年-1978年，揭批查运动对造派进行大清洗，毛左造派在被大规模枪毙、逮捕后彻底毁灭。
1981年-1982年，继造派灭亡后，五毛保派成为弃子，黄俄系实行「清理三种人」运动，保派残余被大规模逮捕、关押、判刑后毁灭。
（八）文革暴行的真凶
文革著名的几次大屠杀「恐怖的红八月」「道县屠杀」「广西大屠杀」的背后黑手都是周恩来的黄俄系党官僚而非本土造反派。
「恐怖的红八月」的行凶主体都是老黄俄崽子，高效地杀光了北京八万黑五类。
道县屠杀是怎么回事？该县梁山系外围组织「革联」，攻占县城。黄俄系外围组织「红联」退守农村，称革联内黑五类众多，是黑五类想篡权，于是依靠党民兵组织，对农村黑五类展开灭绝性屠杀，与「暴民」毫无关系。
广西大屠杀，是毛泽东默许下，周恩来支持下的韦国清动用军队对广西抗暴平民、黑五类、造派进行的系统性大屠杀。黄俄系在林、周指挥下，毛默许下，对造派进行了极其恐怖的大清算，烈度远远超过文革前期造派的造反行为。广西杀害最少11万人、广东杀害最少4万人。
云南和四川的造反派红卫兵，出于对大跃进饥荒的痛恨，最早都属于反对列宁党机器的群众组织，但共党官僚通过挑拨分化，形成了对立的两派。四川造反派未能及时杀死李井泉导致了后者的反攻倒算。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文革初期原计划屠杀70万云南人，并准备彻底毁灭一切云南基础工业交通设施，但被云南造反派消灭以后，整个文革期间，遭到林彪派系谭甫仁报复的云南人，死亡缩小到10万以内。
黄俄系的暴行还有周亲自操刀的北京清查五一六行动，一次就牵连了几万人，外交部4000人有1700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当年围攻中南海、揪斗刘少奇的新红卫兵领袖，也被周打成「围攻中南海、谋害总理」的反革命分子，全被逮捕关押。
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以及一些地方黄俄官僚或军头对造派的清洗也是很高效的，黄俄作为职业肉猪屠户，成功批量处死几十万人毫无压力。而造反派只能在毛的扶植下斗一下几个老黄俄，而且甚至连李井泉这种恶贯满盈的党徒，造反派小将都没有把他斗死。
所以说，整场文革，毛泽东对黄俄系进行的迫害是极不成功的，而且死了上百万各路外围群众。毛泽东本人也不敢彻底毁灭列宁党机器，甚至放任黄俄系官僚清算屠杀本土性强的造反派。
在搬倒刘少奇的过程中，黄俄系就先后放出工作组、老红卫兵，死的人主要是「右派」、黑五类。
在造派崛起、武斗开始后，黄俄系先以绿皮上阵，然后又组织保派外围，死的人主要是造派和黑五类。
1968年7月到1972年之间，毛向黄俄系妥协，周、林放手屠杀、反攻倒算，死的人主要是造派。
（九）破解黄俄文革叙事体系
大家要记住，从来不存在一个思想、行动统一的，叫做「红卫兵」的组织。老红卫兵，及新红卫兵的两派，一共三派，人员构成、政治主张、行为模式都全然不同。谈红卫兵，一定要区分其派别，否则会坠入黄俄系保党派话术。
几乎所有控诉造反派暴行的材料中，都能很容易地看出，暴力实施者不是造反派，而是工作组、老红卫兵、康生的内务系统匪谍或军人。
一般来说，所谓控诉造反派「非理性暴民」的文章，要么出自弱智小知识分子，要么出自刻意误导人的黄俄官僚。这里讲一个简单的破解方式：
一、如果称一个人在1966年5到7月间被迫害，那么就是工作组在迫害此人。
二、如果称一个人在1966年8到9月间被虐杀，那么此人就死于「恐怖的红八月」。
三、如果称一个人被逮捕以后、遭到严刑拷打，死于1967、1968年，那么要么死于军队之手、要么死于匪谍内务系统。
四、如果称一个人于1968年7月以后，死于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或清查五一六，且此人不在上海，那么就死于黄俄官僚或军头对造派的清洗。
黄俄匪谍系的文革宣传，是把文革这一场复杂而激烈的党内内讧漫画化、弱智化。
简而言之，文革史的高层斗争过程，就是早期毛泽东林彪康生联盟攻击刘少奇党务官僚系统，周恩来的黄俄系一直暗中作梗。而后毛泽东林彪决裂，导致党务官僚系统反扑。毛泽东后来多次针对周恩来的个人打击，实际上属于明知大难临头却无能为力的泄愤式挣扎。林彪灭亡，康生死亡后，毛派大势已去。邓小平与叶剑英的同盟对毛派的胜利属于黄俄系对梁山系的身后胜利，毛泽东叛苏投美的路线被邓小平继承下去属于毛泽东的个人胜利。毛泽东可以通过SM手段逐渐摧毁周的个人，但对周阳奉阴违指使派系屠杀毛左小将的行为却无能为力。双方怀着对彼此的虐恋与仇恨在同一年一起走到生命的尽头。
（十）意义
文革不需要反思，为文革道歉只会有害处。文革小将批斗的黄俄对象，基本都是老波尔布特似的列宁主义者。参加老红卫兵屠杀无数黑五类和老学究的二代，高叫反思文革的「非理性暴行」，组织保党派外围屠杀造派的老干部控诉自己在文革中惨遭迫害。文革「反思」，就是这么回事。小知识分子跟随黄俄列宁党反思文革，只会落入人质为绑党内讧反思的陷阱。
文革的无辜者只有几种人：被黄俄系杀害的资产阶级黑五类，对你党不满而加入造派抗暴的群众（如党言川（郑州造反头目）之流）。毛左为了给自己贴金，把造反派的英雄事迹包装成了自己的神话。但实际上毛泽东放出造反派的本意是打击列宁党官僚派，但这么大的运动他不可能完全掌控，许多民族凝结核就自己长出来了。实际上四川、云南、广东、广西和西藏的很多造反派小将都不是单纯的毛左精神病，而是出于对李井泉、阎红彦、吴芝圃、陶铸、韦国清等党干无比痛恨的心情才揭竿而起的。然而1968年后，在列宁党机器的大屠杀下，上百万人殉难，但最后的反抗者在幽燕（河北）战斗到1978年，在骆越（广西）战斗到1982年，堪称东亚各邦的小野田宽郎。
Sunday, January 22, 2023
张献忠屠蜀真相：是谁塑造了这个“杀人魔王”
原文載於騰訊，已經被刪
2020
03/25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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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张献忠下令关闭城门的时候，20万成都百姓，走到了生命的至暗时刻。
这是大明亡国的第二年，1645年11月23日，同时也是张献忠攻占成都的第二年，作为张献忠军中的“天学国师”，来自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类思和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此时也在成都城中，对于即将到来的魔鬼时刻，张献忠非常得意，还下令将利类思安排到东门城楼，将安文思安排到南门城楼，观看他对20万成都百姓的超级大屠杀。
自从1640年进入四川到成都传教后，利类思此时已在成都待了五年，1644年明朝灭亡后，张献忠随后攻占成都，得益于张献忠的礼部尚书吴继善的推荐，利类思和安文思两人得以被张献忠留用授官，起初，利类思在回忆录中写道，他认为张献忠“智识宏深，决断过人”，“天姿英敏，知足多谋，其才足以治国”，然而相处日久，利类思和安文思才发现：
“张献忠性情暴虐，每日均杀人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十万。又，张献忠不喜僧人，屠杀僧人两千多，成都城内僧人无一漏网。”
尽管被张献忠封为“天学国师”，但利类思和安文思却整日活在恐怖战栗之中，因为：
“计其（张献忠）即位之初，在朝之官总计千人，离川时亦有七百，（张献忠）临死时仅得二十五人。皆因张献忠残暴，杀人众多，或令死于刀下，或令鞭死，或令将头皮揭去，或令凌迟碎剐，种种非刑，一言难尽”。
然而最残酷的，还是这场他们记忆中的成都大屠杀：
利类思和安文思回忆说，成都大屠杀的前一日，张献忠先是以御敌的名义集中军队，然而密令全军血洗成都，他诡言说：“百姓等已暗通敌人，勾引大队入川，以图大举，故当剿灭此城居民。尔等各宜秘密准备，不得遗漏军情。”
1645年11月23日，大屠杀开始了。
分别被张献忠安排在成都城东门和南门城楼“观赏”这场人间惨剧的利类思和安文思痛苦回忆说：
“见无辜百姓男女被杀，呼号之声，惨绝心目，血流成渠，心如刀割，欲救不能。”
当时，张献忠骑马从南门前往东门“欣赏”自己的这场“杰作”，安文思和利类思于是先后痛哭跪拜，恳求张献忠不要再滥杀无辜，但冷酷的张献忠完全不予理睬，安文思回忆说：
“此时被拘百姓无数，集于南门沙坝桥边，一见献忠到来，众皆跪伏于地，齐声悲哭求赦，云：‘大王万岁！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无辜百姓？何故畏惧百姓？我等无军器，亦不是兵，亦不是敌，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众无辜小民’云云。献贼之心，禽兽不如，闻如是之言，不独无哀怜之意，反而厉声痛骂百姓私通敌人。随即纵马入人群，任马乱跳乱踢，并高声狂吼：‘该死该杀之反叛！’随令军士急速动刑。冤呼痛哉！无罪百姓齐遭惨杀，终则息静无声。真是尸积成山，血流成河，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
▲连环画塑造下的张献忠（1606-1647）
随后，张献忠又下令军队纵火焚烧成都全城，回忆录继续讲道：
“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景象，非笔舌所能形容……凡城镇村庄房屋皆纵火焚毁，而仓廪山林也遭毁灭。四乡无人迹，皆成旷野。东、西、南三方受害尤甚，唯北方独存，盖（张献忠军队）拟由此地出川也。”
这场大屠杀从当天上午持续到傍晚，一直到日落西山，被迫目睹这场人间惨剧、痛哭流涕的安文思在崩溃之中，迷迷糊糊返回住处，一路上，他看到成都城内死尸狼藉、血流成河，有一些还没死的孩子甚至还在呻吟，于是这位传教士就一路为这些临死前的孩子们付圣洗，祈求他们的灵魂能够升入天国，安文思回忆说，他一路上共付洗了12名濒死的孩子。
从1644年9月张献忠攻陷成都，到1647年1月张献忠死于四川西充凤凰山，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两人一直跟随在张献忠左右，得以亲身经历了张献忠“屠蜀”的众多重要事件，一直到张献忠死后，两人辗转逃离，并用拉丁文写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三百多年间，两人的回忆录一直只在西方入华的传教士间秘密流传，从无中国人知晓，一直到1917年，另外一位来华的传教士古洛东最终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1918年，这本取名为《圣教入川记》的著作最终出版，中国人至此才得以从另外一个视角，获悉了张献忠屠蜀的部分一手原始文献，后来，尽管有人怀疑该书属于污蔑，但其可信度和珍贵价值不言而喻。
未曾亲身经历魔王屠刀的人，总是根据自己的立场，或是对苦难视而不见、或是对苦难掩耳盗铃。
▲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的回忆录《圣教入川记》，一直到1918年才被翻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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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洗成都这一年，张献忠年仅39岁。
对于这位后来被称为“恶贼”、“魔王”的流民首领，史籍记载他出生于明朝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是延安卫柳树涧人（今属陕西延安），张献忠小时读过书，粗识文墨，还曾经当过延安府的捕快，由于经常受同事欺辱，于是张献忠愤而投军，有一次他犯法当斩，没想到主将陈洪范看他相貌奇异，竟然代之向总兵王威求情，张献忠虽然免于一死，但却被重打一百军棍除名，从此流落民间。
明朝末年，全国各地连续多年爆发旱灾、蝗灾与饥荒，生态环境本就恶劣的陕北地区率先发生饥民暴动，崇祯元年（1628年），先是高迎祥在陕北延安率众起事，自称闯王；第二年（1629年），陕西榆林人李自成也在参加兵变杀死主将后，参加了农民军；崇祯三年（1630年），失业的前军人、24岁的张献忠也参加了农民军。
与出身军队的李自成一样，参过军、受过军事训练的张献忠作战勇敢，由于“临战辄先登，于是众服其勇”，张献忠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农民军一支队伍的独立领导人，他还自号为西营八大王。
由于张献忠“身长瘦而面微黄，须一尺六寸，僄劲果侠”，当时农民军中称他为“黄虎”，张献忠对部队训练有方，因此他的队伍很快就成为了以王自用为盟主的三十六营中最强劲的一个营，此后他的队伍逐渐扩张，跟随各支流民部队转战于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四川等地。
▲明末农民战争形势图
在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流民起事中，以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唐朝末年的黄巢以及明朝末年的张献忠为例，这些流民起先迫于天灾人祸、官吏和地主压迫等各种因素暴动起事，起初他们以受害者身份暴动起事，然而当暴动发生后，这些当初的受害者囿于自身的文化学识和集体暴动裹挟等因素影响，由于缺乏政治纲领和理想目标，加上自身的局限性，转身又成为了所处时代的施虐者，其最突出的指向就是将暴动目的归为“抢钱、抢粮、抢女人”，并对阻碍自己这一目标的一切群体，无论官军还是普通百姓都大开杀戒。
在农民军转战的过程中，张献忠也同样不能免俗，逐步开启了大开杀戮的潘多拉魔盒。1641年，张献忠攻陷襄阳后，又攻打鄙阳，然后将俘获的鄙阳官兵全部“人断一手”；1642年，张献忠部队攻陷六安后，又将六安城所有的百姓无论男女，每人全部斩断一只手臂，“将州民尽断一臂，男左女右”。
曾经在张献忠部队中待过半年的余瑞紫回忆说，当时张献忠部队跟其他农民军经常宣传的一句口号就是：“早早开城投降，秋毫不动；若是攻开，鸡犬不留。”对于所有进行抵抗的城市，张献忠部队一律进行屠城，并以此作为震慑明军和地方百姓的手段。
为了震慑敢于抵抗的城市，1643年张献忠在攻克武昌后，将武昌城中幸存的民众“或刖手足，或凿目鼻，无一全形者。”
在将当地壮丁掳为士兵后，张献忠又下令继续砍杀剩余民众，由于杀人的士兵杀得太累，于是又故意打开武昌城的汉阳门，强迫武昌民众疯狂往长江逃命，结果大量民众又溺水死于长江武汉段：“自鹦鹉洲达道士洑，浮胔蚁动，水几不流。逾月，人脂厚累寸，鱼鳖不可食。”尽管描述可能存在夸张，但却真实再现了张献忠部队早在进入四川前，就已经常随意屠戮百姓。
张献忠部队在攻占武昌后，碍于李自成的农民军在北方已经势力雄厚、难以抗衡，自知打不过李自成的张献忠于是向南开拓，又率领军队南下湖南、江西，由于张献忠的流民军队实行的是扫地式的屠戮和抢劫政策，这就使得他虽然打下了湖南和江西，但却无法长久立足；另一方面，当时明朝在东面的扬州等地，仍然有左良玉的数十万军队驻扎，向北则有李自成的势力，在此情况下，军师汪兆龄向张献忠建议说：
“江南未可图也，欲改为正号，养威蓄锐，莫如秦蜀，欲取秦必得蜀，得蜀以为根本，根本既固，然后北伐，四征天下。”
为了实现与李自成分庭抗礼，张献忠决定听取军师汪兆龄的意见，向西占领四川图谋霸业，由此掀开了“屠蜀”的残酷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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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诸中国历史上的流民暴动，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流”字，其在暴动成军后，很多并不是以夺取根据地、争夺天下为战略目的，而是在“抢钱、抢粮、抢女人”的谋利驱动下，四处转战居无定所，东打一枪、西放一炮，尽管这让围剿的官军疲于奔命，但结果也让流民军队失去了稳定的根据地。
流动作战，则使得流民军队上至主帅、下至兵士，都趋向于一种杀光、抢光、烧光的短期谋利行为。而从1630年起事，到1643年底，尽管到处杀掠攻伐，但张献忠跟其他的流民军队一样，始终没有一块稳定的根据地。
于是就在明朝灭亡前两个月，1644年正月，就在李自成挺进北京城的同时，决定与李自成分庭抗礼的张献忠自行放弃了湖南、江西，并将自己从两湖和江西地区掳掠的所有金银财宝，以及强行征募的数十万士兵，裹挟西进四川。
1644年六月，张献忠攻占重庆，由于重庆军民坚决抵抗，恼怒之下，张献忠下令将重庆全城“男女皆断右手”，《明季南略》对此记载说：“砍手者三十余万人，流血有声。”虽然数字可能夸张，但史实的残酷性依然让人震撼。
随后，为了震慑四川境内敢于抵抗的其他州城，想要“杀鸡儆猴”的张献忠又将重庆周边的一万多壮丁全部割掉鼻子和耳朵，每人又斩断一只手，然后每攻一城，就押着这些人到城墙下面震慑守城军民，“刳耳鼻，断一手，驱徇各州县”，威胁各州城居民献城投降。
在这种恐怖主义的震慑作用下，张献忠的军队所过之处，军民震骇，纷纷瓦解。到了当年农历八月，张献忠顺利攻占成都，随后，张献忠在成都正式称帝，并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
对于攻占城池后为何大肆杀戮，张献忠有自己的一套独特“想法”。
在后世流传以及满清编撰的《明史》中，说张献忠曾经立有一块“七杀碑”，上面写着：“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这其中，碑文有真有假，在留存至今的这块仍保存于四川广汉的石碑中，其真实碑文写的是：
“圣论：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大顺二年二月十三日。”
在张献忠看来，他怀抱的是“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的人类“原罪论”，而人类既然有原罪，又该如何向上帝实现救赎呢？唯一的结果就只有一个“死”字以偿了。
▲传说中的“七杀碑”原碑文
在1644年农历八月攻占成都后，张献忠就曾经向自己的两位“天学国师”、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指示说：
“我有一句谚语是‘天造万物爲人，而人受造非爲天’，请二位神父将此语速寄欧洲各国， 以传扬其聪慧。”
在疯狂屠杀成都20万无辜百姓后，张献忠甚至还对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说：
“四川人民未知天命，为天所弃……今遣我为天子，剿灭此民，以惩其违天之罪。”
在向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解释自己为何疯狂屠戮川人时，张献忠俨然以上帝的代言人自居，并从原罪论的角度出发，表示自己要“替天行道”，杀光四川百姓，其思想恐怖如是。
明末清初时人沈荀蔚在《蜀难叙略》中记载道：
“逆（张献忠）尝向天诅（咒）云：人民甚多且狡，若吾力所不及，愿天大降灾殃，灭其种类！”
另外，曾经在1644年被张献忠钦点为榜眼进士的欧阳直，也在他劫后余生所写的《蜀警録》中记载道：
“一日，大雷风雨，献忠仰天大呼曰：‘天爷爷！你也要我杀得彻！’人莫测其故。”
就在这种恐怖的氛围中，蜀中的百姓即将大难临头。
▲张献忠有人类“原罪论”的恐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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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大屠杀的腥风血雨中，张献忠统治下的四川，也曾经有过短暂的平和时光。
当时住在四川简州农村的傅迪吉在后来撰写的《五马先生纪年》中写道，1644年张献忠在成都建国后，曾经派兵到简州（今四川简阳）“打招安”，这种做法就是将抓来的人背部都用滚烫的烙铁印上“西朝顺民”的字样，然后再放掉，有一段时间，张献忠的部队短暂停止了杀戮，“兵不甚扰民，民亦入营贸易”。
但随着军事上的连续失利，张献忠的嗜杀很快卷土重来。
就在1644年八月攻占成都后，当时张献忠的军队与李自成的军队已经势同水火，为了争夺李自成的部将驻扎的陕西汉中，张献忠于是派兵出击汉中，没想到被李自成的部将贺珍击败；与此同时，张献忠在入川时攻克的重庆等地又相继反正、击杀张献忠派驻的将官，转而归顺明朝。
当时，由于张献忠军队随意屠戮百姓，蜀中到处燃起了反抗的烟火：“凡献忠所选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者，甚至一县三四个月内连杀十余个县官者。虽重兵威之，亦不能止也。”
张献忠称帝后不到半年，1645年3月，明将曾英带兵收复重庆，明将杨展等人又带兵收复川南地区；在民间，四川眉州的平民陈登皞也起事反抗，陈登皞在白旗上书写“敢与残忍流贼张献忠为敌者从我”，几日内就拉起了上千人的队伍，猛攻张献忠驻扎在眉州的部队；在四川井研，平民雷应奇聚众反抗说：“奈何郡县无一杀贼者？”于是拉起义军与张献忠军队对抗；在四川叙州，七宝寺的和尚晞容直接宣讲说：“硐中数百万生灵，岂可坐视其死”，随后拉起500人的义军与张献忠军队对抗，突围而出。
讽刺的是，当初以义军自居的张献忠部队，至此也彻底走到了人民的反面。在李自成部队、明军以及民间义军的联合攻击下，当时，一度控制四川大部的张献忠势力不断萎缩，其向北陕西汉中是李自成的势力，川东、川南则重新被明军和各路义军控制，当时，甚至“成都百里外，耰锄白梃，皆与贼爲难”。
▲连环画中曾经塑造的张献忠形象
在这种日益四面楚歌的包围下，张献忠不仅没有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相反，他开始了最后的疯狂。
当时，张献忠认为“蜀人负朕，恨入骨髓”，“以出兵数败，士众反复，攘袂镇目，有咀嚼蜀人之心”，恰好在这时，以颜天汉为首的一干成都书生联合写信给李自成，希望引入李自成的势力取代疯狂杀戮的张献忠，没想到信件被张献忠的部队截获，于是，“以为阖境俱反”的张献忠决定痛下杀手。
于是，张献忠开始了最疯狂的大杀戮，1645年，张献忠先是假装以科考的名义，将其治下府县的5000多名士子全部骗到成都大慈寺（一说青羊宫）进行集中屠杀，对此，亲身经历此事的大西朝官员欧阳直写道：
“齐集之日，自寺门两旁，各站甲士三层，至南城。献忠坐街头验发。如发一庠过前，一人执高竿， 悬白纸旗一副，上书‘某府州县生员’。教官在前， 士子各领仆从、行李在后，鱼贯而行。至城门口，打落行李，剥去衣服；出一人，甲士即拿一人。牵至南门桥上，斫入水中……师生、主仆，悉付清流，河水尽赤。尸积，流阻十余日，方飘荡去尽。”
在这种由外而内的大屠杀中，张献忠最终对成都城内的百姓也举起了屠刀。于是，正如本文开头中所写的一样，1645年11月23日，张献忠下令对成都城内的20万百姓也进行了大灭绝。
史料记载，张献忠将决定屠戮成都的消息公布后，他的养子孙可望等人苦谏说：“其名等随王多年，身经数百战，所得之地卽行杀戮，不留尺寸以作根本。士民既杀，地方取之何用？苟不修王业，将士随王亦无益矣。”但已经进入疯狂状态的张献忠不听，成都大屠杀开始后，孙可望“大爲悲伤，痛哭不已。”而在张献忠疯狂屠戮成都等周边府县居民过程中，他的军队中部分将兵不忍下手，有的甚至在巨大精神压力下自杀身亡，“其偏裨不忍行刑，多自经于道路”。
对于为何疯狂杀戮，张献忠还曾经对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说：
“献忠杀人无算，屡自解云：吾杀若辈，实救若辈于世上诸苦，虽杀之，实爱之也。”
除了心理上的“原罪论”等极端思想外，张献忠另外的想法还有就是，他觉得在南明和满清的围攻下，他既然难以长期占有四川，那么他就宁可将四川毁灭，也不愿意将一个富庶和人口繁盛的四川遗留给后面的占领者，对此张献忠手下的重要谋臣和大西政权的宰相汪兆龄就鼓动张献忠屠戮川民，汪兆龄说：
“使后有据蜀者，有土无人，势难久住”。
在张献忠日益癫狂的杀戮中，到了1646年5月，清军南下击败了李自成部队，占领了陕西汉中，从北面对张献忠形成了进逼之势；于是，1646年7月，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向外突围，临出发前，张献忠先是将自己的280多位妃子斩杀，只留下另外20人“为服役诸事”，“献忠杀妇女后，狂喜欲舞，并向百官称贺，谓已离妇女之厄，身无挂累。”
离开成都时，张献忠又下令将皇宫纵火焚毁，“在城外见隆烟腾起，火光烛地，（张献忠）大为狂喜”。
于是，1646年农历九月，张献忠“率贼营男妇百余万操舟数千蔽岷江而下”，当时南明将领俞忠良在其所著《流贼张献忠祸蜀记》回忆说，当时南明将领杨展在四川彭山江口截击张献忠的部众，击败大西军，张献忠历年劫掠的金银财宝很多都在岷江江口段沉没，这也就是后来“江口沉银”传说的由来。
由于部队惨败，为了减轻负担，张献忠于是下令：
“献忠虑各营家眷众多，不能急行，此皆历年抢掠而来，乃集众贼将共议，饬令将妇女尽杀之。”
不仅如此，由于担心部队中的四川士兵造反，“献忠犹未已，恐川兵反，行次顺庆界。大阅，尽杀川兵，不留一卒。”当时，张献忠军中的都督刘进忠营中大部分是四川士兵，由于担心被杀，刘进忠随后投降清军。
对于部队中有人质疑为何要自相残杀，张献忠震怒说：
“老子何用许多人？直须劲旅三千，自可横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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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南明军队击败后，1646年农历十一月（阳历为1647年1月），张献忠率领残余的军队扎营于四川西充凤凰山，也就是在这里，一代魔王即将迎来罪恶的终点。
当时，清兵在击败李自成的军队、占领陕西汉中后又继续南下，在张献忠此前试图剿杀不成的叛将刘进忠的导引下，清军随后轻装疾进，并在四川西充对张献忠的军队发起了突然袭击。
对于张献忠死亡的最后情况，始终跟随在张献忠军中的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回忆说：
“（1647年1月3日）有探兵入营告急，谓满兵马队五人已到营外对面高山矣。
献忠闻警，不问详细，随即骑马出营。未穿盔甲，亦未携长枪，除短矛外别无他物，同小卒七八名，并太监一人，至一小岗上。
正探看之际，突然一箭飞来，正中献忠肩下，由左旁射入，直透其心，顿时倒地，鲜血长流。献忠在血上乱滚，痛极而亡”。
40岁的魔王张献忠突然死亡，使得全军大乱，随后，他的部众“以锦褥裹尸，埋于僻处，而遁”。清军则“求得（张献忠尸体）发而斩之，枭其首于成都”。
这位混世魔王，最终在被杀后，尸体又被斩首悬挂于成都示众，以此向成都城无辜被杀的二十多万民众昭告谢罪。
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余部李定国等人转而投降南明坚持抗清，此后，大西军余部、南明势力与清军，以及四川本土军团势力摇黄十三家（也称姚黄十三家）等先后又在四川展开了长达三十多年的争夺，加上张献忠时期的屠蜀，四川遭罹战祸达四十多年之久。
就在张献忠死后38年，清朝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当时清廷统计全川人口，发现整个四川竟然只剩下1.809万人，而按照史书记载，就在107年前的明朝万历六年（1578年），当时四川官方统计人口为310.2073万人，百来年间，四川人口竟然锐减达99%，对此史书哀叹说，当时“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根据人口学家测算，考虑到当时政府开征人口税、大量人口瞒报等因素，预计晚明时期整个四川的人口应该在600万人左右，而整个四川自从1644年开始大规模战乱，一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官方统计人口锐减达99%以上，实在让人触目惊心。
对于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清朝官修的《明史》对此将其定义为“张献忠屠蜀”，《明史》在指斥张献忠时就表示：“（张献忠）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按照《明史》的说法，张献忠仅在四川就屠杀民众高达六万万（6亿）之巨，但晚明时期全国人口一共也就1亿人左右，六万万（6亿）的说法显然严重夸张失实。
而在明亡清兴的时代大背景中，当时的部分亲身经历者，例如文人冯甦、彭遵泗等人也撰文指出，是张献忠将四川人民屠戮殆尽，“蜀民于此，真无孑遗矣！”
▲四川“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出土的明代五十两金元宝
但历史的事实显然不仅于此，事实上，张献忠尽管有“屠蜀”的恶行，但他并非唯一的凶手。
史学家萧一山就指出，张献忠虽然有“屠蜀”的事实，但清军等后续势力对四川的屠戮和破坏更加剧烈，因为尽管张献忠所率军队曾经在崇祯六年（1633年）、崇祯七年（1634年）、崇祯十年（1637年）、崇祯十三年（1640年）和崇祯十七年（1644年）先后五次进犯四川，但前四次只是短期窜扰，最多也就是停留几个月而已，且张献忠前四次进川并没有大规模屠杀，其“屠蜀”主要是发生在第五次进川，也就是1644至1647共三年多时间。
另外从空间上来说，张献忠在1644年2月率兵入川后，于1644年7月攻占重庆，随后又于当年9月攻占成都，尽管曾经一度控制四川大部，但由于明军残军和川民的反击，加上与李自成的农民军相互攻伐，后期又面临清军的进攻，因此在四川的大部分时间，张献忠能控制的地盘，其实仅限于成都周边的十几个县等川东和部分川北地区，从管控区域来说，尽管在管辖境内疯狂杀戮，但张献忠的“屠蜀”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没有涉及到四川全境。
因此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来说，张献忠的“屠蜀”虽然恶贯满盈，但并非是四川人口锐减的唯一原因。
考究史书可以发现，四川真正的大乱，从明朝灭亡的当年1644年开始后，三年后（1647年）张献忠被杀，但此后南明军队、大西军余部、李自成大顺军余部，以及四川本土的军团势力摇黄十三家等又与清军展开了反复的厮杀争夺，到1662年投降南明的大西军余部李定国病逝，这也宣告了南明在大陆的抗清势力全部覆灭，但到了1673年，三藩之乱又接着爆发，此后一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廷才最终平定整个四川，也就是说，张献忠死后37年间（1647-1681年），四川仍然陷于长期的战争、动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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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书记载，以清军在对四川等地的征服过程为例，清军经常以“民贼相混，玉石难分”为由，“或全城俱歼，或杀男留妇”。
史学家李光涛就指出，制造出“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屠城恶例的清军，“即如四川之祸，张献忠据此前后不过四年（1644-1647年），清人与残明角逐于此者十余年，加以吴藩之乱（指三藩之乱中吴三桂军队与清军在四川的战争），后先相映盖数十年，凡不从者，凡不薙发者，凡遁山谷不为编户之民者，彼皆杀之，然后赤地数千里，此又浮于张献忠十倍二十倍不止矣。”
史学家萧一山也指出，“（清军在）川北之平定，在献忠死后二年，而川东则十余年矣。满汉兵丁所杀，殆不下于献贼（张献忠）。”
而明军和四川本土军阀对四川人民的屠戮，也是异常残酷，例如部分南明军队“将无纪律，兵无行伍，淫污劫杀，惨不可言。尾贼而往，莫敢奋臂，所报之（首）级，半是良民”，而摇黄十三家等地方军阀也是“城野俱焚掠”，这种各方势力对于四川人民的屠戮、杀害和掠夺，又导致了土地抛荒、饥荒、瘟疫，以及虎患等次生灾害，种种因素纠结在一起，最终导致到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人口统计时，全川从1578年统计的310.2073万人，锐减至1685年的1.809万人，人口锐减达99%。
对此，在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皇帝曾经让当时的户部尚书张鹏翮，请其父亲张烺（1627-1715年，四川遂宁人）回忆明末清初整个四川的动荡情况，张烺于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了《烬余录》，对于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张烺总结指出：
“今统十分而计之：其死于献贼（张献忠）之屠戮者三；死于姚黄（指姚黄十三家等地方军阀）之掳掠者二；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又二；其一则死于病也。”
在成王败寇的清廷高压和既得利益作用下，张烺不敢明确指出清军对于川民的残酷迫害，但大体揭示了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后来，刘景伯在描述明末清初四川往事的史书《蜀龟鉴》中也大概指出当时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
“川南死于献者（张献忠）十三四，死于瘟（疫）、虎（患）者十二三，而遗民百不存一矣。川北死于献者（张献忠）十三四，死于摇黄者（指姚黄十三家等地方军阀）十四五，死于瘟（疫）、虎（患）者十一二，而遗民千不存一矣。”
▲张献忠下令铸造的“西王赏功”钱
在这些明末清初时人的回忆中，张献忠似乎成了四川人口锐减的最主要凶手，这也是此后张献忠“屠蜀”恶名广为流传的原因，而在清廷统治者看来，在明末清初多方势力争夺四川的过程中，作为角逐者的其中一方和后来的最终胜利者，清廷通过将张献忠不断塑造成“杀人魔王”和“屠蜀恶贼”，进而巧妙地将其对张献忠的征讨和对川民的屠杀，包装美化成“为明复仇”和“替天行道”。
于是，在张献忠确实“屠蜀”的既存事实上，清廷又将包括自己在内的各方势力对于四川人民的掳掠与屠杀，全部归咎于张献忠，甚至不惜进行肆意的夸大和渲染，其最终演化的结果，就是由清朝文人张廷玉等人主持撰写的《明史》，宣称张献忠屠戮川民达“六万万（6亿）之巨”，而晚明时期全国人口一共也就1亿人左右，这种极度夸张的数字背后，正是清廷通过全部归责、污化张献忠及其余部，最终达到为自己入主中原、寻求统治合法性的宣传套路。
在成王败寇的逻辑下，有关张献忠“屠蜀”的恶行在既有事实的基础上被不断夸张演化，而在1949年建国后，这张渲染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在重塑张献忠 “农民起义英雄”形象的过程中，张献忠残暴的一面又被故意忽略，例如谢国桢就认为张献忠“并没有杀多少人，所杀的不过是地主阶级而已。”
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对于张献忠的评价日趋客观，有关张献忠是否“屠蜀”的问题也被放逐在大视野下，进行了更加充分和全面的讨论，只是回顾历史，这段有关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血腥往事，依然让人不寒而栗。
兴亡，不都是百姓苦！
参考文献：
冯广宏：《张献忠屠蜀人数疑案》
冯广宏：《张献忠屠蜀恶行溯考》
冯广宏：《张献忠的多面人格》，《史坛纵论》2010年第2期
李俊甲：《明末清初四川的动乱及影响：关于屠蜀的再检讨》
《“张献忠屠蜀”与清朝政治合法性之建构》，《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5期
耿法：《张献忠的一桩公案——从成都大悲寺屠戮士子事件说起》
黄位东：《张献忠屠蜀原因新论》，《文化学刊》2015年第8期
Thursday, July 28, 2022
为什么说我们不是中国人｜WHY WE ARE NOT CHINESE
为什么说我们不是中国人｜WHY WE ARE NOT CHINESE
发表于2021-01-12 作者 James-Pat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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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并不是一个民族，中国人也不是人。中国人是一个吞噬了燕族人、晋族人、蜀族人等真民族的幽灵，它没有身体，只是披着死人们的皮，伪装成了一个人。
The Chinese are not a nation, and the Chinese are not human. The Chinese is a ghost that has swallowed up the Yan, Jin, Shu and other real nations. It has no body, just dressed in the skin of the dead, disguised as a person.
当今人们对所谓“中国人”的认同，完全是被国、共二党强制政治洗脑的结果。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民族共同体，诸夏各地人民在自然情况下不会爱这种帝国，而是爱自己熟悉的家乡。中国仅为一个建立在谎言上的虚假幻影，恶人利用它来奴役那些被欺骗的人们，使得他们成为没有家的流浪者，成为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People’s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so-called ” Chinese ” today is completely the result of political brainwashing by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It is not a true national community. Peoples from all over Cathaysia (Zhu Xia-诸夏) will not love this empire under natural state, but love their familiar hometown. China is just a false phantom based on lies, Evil people use it to enslave those who have been deceived, making them to lose their homes and become a soulless walking dead.
大约在四万多年以前，当人类走出非洲之后，通过南北两条路线迁徙到了欧亚大陆东部，这个大陆最偏远的地带，也就是远东，远离环地中海的人类文明中心。由于大冰期的缘故，南方路线较早，人类在狩猎-采集的旧石器时代沿着南亚海岸一直抵达了东南亚和澳洲。这一支人类遍布东亚的海岸地带，他们的后裔就是后来的百越人和南岛语族群以及日本列岛的绳文时代土著，长久以来都维持着单纯的部落社会。北方路线较晚，当一万年前大冰期退去之后才人类才得以在内陆地区向东迁徙。相比南方较为匮乏的资源让他们最先脱离了狩猎-采集时代，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社会，产生了复杂的社会结构。当时的文明中心之一就是东北亚的西辽河流域，而南方的内陆低地很长时间不宜定居。由于长江跟黄河之间是大片沼泽洼地，长久以来都是无人区，作为难以逾越的地理屏障将南北两大人种分隔开。伴随着内亚古印欧人游牧文明的兴起，环地中海的文明在青铜时代进入了远东的农业社会。
About 40,000 years ago, when humans left Africa, they migrated to eastern Eurasia through the north and south routes. It is the most remote corner of the continent, the Far East, far from the center of human civilization around the Mediterranean. Due to the Ice Age, the southern route was earlier, and humans traveled through the coast of South Asia during the hunting-gathering Paleolithic period and reached Southeast Asia and Australia. This group of humans spread all over the coasts of East Asia. Their descendants are the Baiyue and Austronesian peoples, as well as the indigenous people of the Jomon period in Japan. They have maintained a simple tribal society for a long time. The northern route was relatively late, and humans were able to migrate eastward in Inner Asia only after the Ice Age receded 10,000 years ago. Compared with the South, relatively scarce resources allowed them to break away from the hunting-gathering era and enter the agricultural society of the Neolithic Age, resulting in a complex social structure. One of the centers of civilization at that time was the Liao River Basin in the west of Northeast Asia, while the inland lowlands in the south were not suitable for settlement for a long time. Because the area between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Yellow River is a large swamp and depression, it has been an uninhabited land for a long time, as an insurmountable geographic barrier separating the two races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 With the rise of the nomadic civilization of the ancient Indo-European people in Inner Asia, the civilization around the Mediterranean entered the agricultural society of the Far East during the Bronze Age.
古印欧人不仅从人类文明中心地带带来了青铜技术，还一同带来了更加复杂的社会结构。发源于燕地的殷人就第一个脱离了部落形态，建立了一个叫做商的邦联国家。它由众多自然生长起来的方国组成，出自殷人王族的子姓诸君主与祭司、贵族武士们构成了最早的松散封建制度。随着黄河下游平原的洪水消退，在大片土地开垦的同时，东北亚与东南亚两大地理区也开始连接了起来，与内亚的结合处就成为了中原地区。商王南下占领了中原地区，并将那里作为统治的中心，因此中原地区最早就是作为一个外来征服者的殖民地而存在。
Proto-Indo-Europeans not only brought bronze technology from the heart of human civilization, but also brought more complex social structures. The Yin people, who originated in Yanland, were the first to break away from the tribal form and established a confederate state called Shang. It is composed of many naturally-growing clan countries, and the monarchs, wizards, and noble warriors who came from the Yin royal Zi family constituted the initially relatively loose feudal system. As the floods in the plains of the lower Yellow River subsided, while large tracts of land were being reclaimed, the two geographic regions of Northea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began to connect, and the junction with Inner Asia became the Central Plains region. The Shang king went south and occupied the Central Plains, where it was the center of rule. Therefore, the Central Plains originally existed as a colony of foreign conquerors.
周人灭商以后，封建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众多地方性的邦国组成了一种基于“周礼（礼乐制度）”的国际秩序。当时的中原地区存在着众多的封建小国，跟中原之外遵从周礼的邦国都被称为诸夏。如同欧洲中世纪，商周两代的封建秩序也延续了有一千多年。诸夏的封建制度之所以没有能够延续更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周人相比殷人缺乏宗教热情，没有祭司阶级。就因为缺乏一个独立而强大的教会组织压制王权并维护法统，使得周天子权威失落以后便礼崩乐坏。封建制度衰落后，诸夏各国互相兼并的战争愈演愈烈。中原地区的众多邦国被周边的楚、齐、晋、秦所陆续吞并，燕地的众多独立的封建国家也因为齐国的军事介入而都被燕国统一。
After the Zhou people replaced the Shang Kingdom, the feudal system was further strengthened, and many local states formed an international order based on “Rites of Zhou (Ritual music system)”.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many small feudal countries in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states outside the Central Plains that obeyed the Zhou rites were all called “Cathay”. Like medieval Europ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of the feudal order also continued a thousand years. The main reason why Cathaysia’s feudal system has last not long been that Zhou people lack religious enthusiasm than Yin people, they have no theocratic. Because of the lack of an independent and powerful religious organization to suppress the royal power and maintain the legal system, the ritual and music system declined with the loss of the royal authority. After the feudal system declined, the war of aggression among the various countries of Cathaysia beca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Many states in the Central Plains were successively eliminated and occupied by neighboring Chu, Qi, Jin, and Qin states. Many independent feudal states in Yanland were also unified by Yan State because of Qi State’s military intervention.
所以说人类自从进入文明社会很长时间以来，中国都并不存在。东亚这片土地原本是很接近于中世纪欧洲经典的封建制度，并不存在大一统集权下的中华帝国。本来的“中国”与“中原”是同义词，只是代表黄河下游平原这个地理区域。之所以叫中原，就是因为当地是东北亚、东南亚、内亚的结合处，是东亚的中央，因而也就成为帝王建都之处。狭义上来说，中原就是周人立国建都的洛阳盆地，也就是周王直辖地区。自秦帝国之后到金元之前的历代大一统王朝，从他们各自建都的殷墟、长安、洛阳、汴梁，到孔孟儒家的“圣地”曲阜这之间的地区就是纯粹的中原地区。以中原为统治中心武力征服周边地区就是邪恶的大一统主义。由于最初是一片洼地，不存在土著国家，因此也可以说黄河中下游的内陆低地才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如果除去位于秦国的长安，真正的中国就是西起洛阳，东到曲阜，北起殷墟，南至驻马店所在的淮北泛区这一地带，差不多等同于现在的河南省。
So, since mankind entered a civilized society for a long time, China has never existed. The land of East Asia was originally very close to the classic feudal system of medieval Europe. In the beginning, there was no unified and centralized Chinese empire. Originally, “China” and “Central Plains” is synonymous, and they just represent the geographical area of the lower Yellow River plain. It is called the Central Plains because it is the junction of Northeast Asia, Southeast Asia, and Inner Asia, and is the center of East Asia, so it became the capital of the emperor. In a narrow sense, the Central Plains are the Luoyang Basin, where the Zhou people established the state and capital, which is the area directly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Zhou king. From the Qin Empire to the Jin and the Mongols’ Yuan empires, the area from Yinxu, Chang’an, Luoyang, and Bianliang where they established the capital to Qufu—the “sacred land” of Confucianism and Mencius, is the pure Central Plains region. Taking the Central Plains as the center of rule to conquer the surrounding areas by force is the unification of evil. Since it was originally a wetland and there were no indigenous countries, it can also be said that the inland lowland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are China’s inherent territory. Excluding Chang’an in Qin land, the real China starts from Luoyang in the west, Qufu in the east, Yinxu in the north, and the Huaibei pan-region where Zhumadian is located in the south, which is almost the same as the present Henan Province.
一直到20世纪初，都不存在以中国为名的国家政权，只有中国所依托的大一统主义。中国大一统主义就是始于秦帝国，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就是诸夏内首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从秦孝公到秦始皇的历代秦国暴君就是摒弃了旧礼法约束，无底线地采用消灭贵族土豪后以编户齐民（户籍制度）的方式，如同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将秦国人变成绝对服从秦王的奴工和炮灰。这使得依然部分遵守规则的东方六国的军事力量与其不对等，让秦国才能够依靠战争屠杀、残酷奴役来实现的野蛮征服，是背离文明的反人类罪行。秦帝国又以“书同文，车同轨”的同化政策来磨灭各国独特的本土文化，使得征服区内的诸夏各地人民都沦为帝国的奴隶。
Until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re was no state power in the name of China, only the autocratic grand unification that China relied on. China’s grand unity started on the Qin Empire, and the Qin State after the Shang Yang Reform was the first 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 empire in Cathaysia. From Qin Xiaogong to Qin Shihuang’s tyrants of the Qin Kingdom, they abandoned the old rules of ritual and law and became no bottom line. After eliminating the nobles, they turned the people of Qin into slave workers and cannon fodder who absolutely obeyed the King of Qin by arranging the people of Qimin(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Like the Communist Party’s land reform. This makes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six eastern countries that still abide by some of the old rules significantly weaker than that Qin. To enable Qin to resist war and massacres and cruel enslavement to achieve barbaric conquest is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that deviates from civilization. The Qin Empire also used the assimilation policy of “books with the same text, cars with the same track” to obliterate the unique local cultures of various countries, making the people in all parts of the conquered region become slaves to the empire.
秦帝国消灭各国王室与旧贵族后，仅依靠少数的旧官僚无法有效统治庞大的土地和人口，使得秦国很快灭亡。集权带来暴政，激起人民强烈反抗，但诸夏列国并未成功恢复。取而代之的汉帝国扭曲了上古的儒家思想，儒家本是贵族为维护封建周礼的思想。汉帝国以新的儒家思想更巧妙地维持了大一统中央集权，起初还保留了诸侯国，直到汉武帝彻底终结了周礼的封建残余，以官吏完全取代贵族，自此编户齐民和郡县制成为历代大一统帝国统治者奴役人民的得力工具。此后直到满清帝国，任何接受了中原儒家思想的帝国统治者，都延续了始于秦汉的大一统主义。帝国又以朝贡体系将中国贪求的土地从诸夏延伸至东北亚、东南亚、内亚的众多国家，这种对霸权的追求长久以来为各国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例如吐蕃和东突厥斯坦、蒙古、满洲都是这样被中国入侵的。在整个中古时期，西周列国那种封建制度只在的“蛮族”部落统治诸夏初期才会短暂出现。隋唐以后科举形成，世家大族进一步没落，知识分子官僚更加盛行。而明清两代则将儒家大一统主义进一步强化成如秦帝国一样的绝对君主制。
After the Qin Empire eliminated the royal families and old nobles of various countries, only a few old bureaucrats could not effectively rule the huge land and population, which caused the Qin State to quickly perish. Centralization brought tyranny and aroused strong resistance from the people, but the Cathaysia countries did not successfully recover. The Han Empire, which replaced the Qin Empire, distorted the ancient Confucianism. Confucianism was originally the idea of the nobles to safeguard the feudal of The Rites of Zhou. The Han Empire maintained a unified and centralized power more clever use of new Confucianism. At first, the vassal states of Cathaysia were retained until the Han Emperor Liu Che completely ended the feudal remnants of The Rites of Zhou, completely replace the nobility with bureaucracy. Since then,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the Commandery County system have become powerful tools for the rulers of the unified empire to enslave the people. From this time until the Manchu Empire, any imperial ruler who accepted the Central Plains Confucianism continued the autocratic unifications that began in the Qin and Han empire. The empire used the tributary system to extend China’s greedy land from Cathaysia to many countries in Northeast Asia, Southeast Asia, and Inner Asia. This desire for hegemony has brought endless suffering to all countries for a long time. For example, Tubo and East Turkistan, Mongolia, and Manchuria were all invaded by China in this way. Throughout the Middle Ages, the feudal system similar to the Zhou people only briefly appeared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Nomadic”barbarian” tribe ruled Cathaysia. After the Sui and Tang empire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was formed, aristocratic families further declined, and intellectual bureaucracy became more popular. The Ming and Qing empires further strengthened Confucianism into an absolute monarchy like the Qin Empire.
当满清解体，西方民主议会制度传播而来，地方自治开始进行，例如在继承了直隶省的整个燕地内便建立了地方自治的顺直议会。按照历史的正常发展，大一统主义将会随着绝对君主制的倒台而一去不返。在欧美列强的监督下，各地方性政权将纷纷以资产阶级民主方式通过军阀之间的战争达至势力平衡，而形成拉美地区一样各国独立的情况，并产生各自的民族建构。那时诸夏的人们会再次互相称呼燕国人、晋国人、楚国人等，而不会再自称是中国人。仍然认同中国人的将只剩下黄河下游的中原地区，因那里是从秦汉到隋唐各大帝国统治的核心区，为顺应潮流，当地人可能以小中国主义重新建构民族。
When the Qing Empire disintegrated, the Western democratic parliamentary system spreads in Cathaysia, and local autonomy began. For example, the Shunzhi Parliament of local autonomy was established in the entire Yanland that inherited Zhili Province. According to the normal development of history, the big unification will never return to the fall of the absolute monarchy.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powers of Europe and America, local governments will use bourgeois democracy to achieve a balance of power through wars between warlords, forming a situation of independence for all countries in Latin America and generating their own national construction. At that time,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Xia countries would call each other Yan, Jin, Chu, etc., instead of calling themselves Chinese. The only areas that still identify with the Chinese will be the Central Plains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because it is the core area of the empires from the Qin and Han to Sui and Tang empires, In order to follow the trend, the locals may reconstruct the nation with small Chinaism.
也有中国民族发明家梁启超等人，在当时借用历史上代表地理区域的“中国”一词，用于大清覆灭后北洋政府的国名，企图建构成如同德意志民族一样的现代民族“中国人”，虽然这是一种包含不同人种、多种不能互通的语言、各种宗教的“帝国超民族主义”。如果没有外来干预，这种民族发明自然没有市场，后来的历史中没人会记得梁启超是谁。然而，共产主义帝国苏联却在此时崛起。为了以无产阶级赤化东亚，苏联不会允许地方豪强的资产阶级军阀进行割据，因而开始重拾中国大一统主义，扶持国民党消灭了诸夏各地军阀。经过国民党政府开动宣传机器之后，诸夏各地被谎言洗脑的人们才被迫逐渐认同了“中国人”这个称呼。苏联又利用国民党的大一统主义在当时独立于中国的燕地制造了“通州事件”，挑拨国民党的中国政府侵扰满洲国，激化其与日本帝国的矛盾，使得中日两国在二战中两败俱伤，让东亚的共产主义流氓无产阶级趁机崛起。最后苏联才扶持中共代理人取代国民党这个白手套，成功赤化了整个大陆地区。而败逃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则继续坚持大一统主义，故而丧失了台湾本地人的支持，无力“反攻大陆”以后，又开始以同为中国人的身份讨好中共以换取亲中派支持，将台湾也带入了赤化的危险中。
There are also Chinese national inventor Liang Qichao and others that borrowed the term “China”, which represented geographical regions in history, and used it as the name of the Beiyang government after the fall of the Qing Empire in an attempt to form a modern nation “Chinese” like the German nation. Although this is a kind of “imperial super-nationalism” that includes different races, multiple languages that cannot be communicated, and various religions. If there is no external intervention, there will be no market for this kind of national invention, and no one in later history will remember who Liang Qichao was. However, the Soviet Union, a communist empire, rose at this time. In order to communisms East Asia with the proletariat, the Soviet Union would not allow the bourgeois warlords that control the region to separate it. From this, it began to regain the Chinese grand unity and supported the Kuomintang to eliminate the warlords in all regions of Cathaysia. After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started the propaganda machine, the people brainwashed by lies everywhere in Cathaysia were forced to gradually identify with the term “Chinese”. The Soviet Union used the Kuomintang’s grand unificatios to create the “Tongzhou Incident” in Yanland, which was independent of China at the time, to instigate the Kuomintang’s Chinese government to invade Manchukuo and intensify its conflict with the Japanese Empire. This made China and Japan suffered both losses in World War II, and allowed the communist gangster proletariat in East Asia to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rise. In the end, the Soviet Union support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its agent to replace the “white glove” —Kuomintang and successfully communistized the entire mainland. The Kuomintang regime that fled Taiwan continued to insist on grand unification, and therefore lost the support of the locals in Taiwan. Starting to use the Chinese “unit front value” to please the CCP in exchange for the support of the pro-China faction, Taiwan has also been brought into the danger of communism.
因此，从起源来说，中国大一统主义跟共产主义是密不可分的，真正反共的第一步就应该是反中。为什么自称中国人的国民党反共失败，就是因为中国人本来就跟共产主义是共生关系，你不能通过用右手拿刀砍掉自己的左手后还能保持身体的健康完整。对中国大一统的认同正是共产主义滋生的土壤，只要认同中国人，就能够被共党利用，对“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就是当今共产党最得力的统战工具。因为脱离了地方共同体的无根之人是没有任何力量的，必然会依赖于帝国政府的供养。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民主小清新一开始表现得特别反共，但跑路海外以后大多沦为了中共匪谍的原因。因为所谓的华人并不能在脱离其母国支持的情况下建立起自己的共同体自治，他们最后为了生存只好纷纷倒戈以换取口粮。那些所谓的海外华人其主体也大多是粤人、闽人，本来就差异巨大，并不会团结一心，互认为什么“同胞”。
Therefore, from the point of origin, Chinese unity and communism are inseparable, and the first step to truly anti-Communist should be anti-China. Why the Kuomintang, which claims to be Chinese, failed in its anti-communism war because the Chinese had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with communism. You cannot keep your body healthy and complete cutting off your left hand with a knife in your right hand. The recognition of the great unification of China is the breeding ground of communism. As long as they identify with the Chinese, they can be us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of “Chinese” is the most powerful unit front too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oday. Because the rootless people that have broken away from the local community have no power and will inevitably rely on the support of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This is why many naive people who pursue a democratic China acted particularly anti-Communist at first, but most of them became CCP spies after they fled overseas. Because the so-called Chinese cannot establish their own community autonomy without the support of their home country, they finally betrayed themselves in exchange for rations in order to survive. Most of the so-called overseas Chinese are mainly Cantonese and Hokkienese. They are inherently very different and do not unite as one and consider each other “comrades”.
经过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专制独裁统治，通过国家强制手段，中共先在大陆沦陷区肉体消灭掉对共产主义和大一统主义反抗最坚决的那些土豪士绅、宗教领袖与部落酋长，后在学校内对儿童和青少年灌输中华民族的认同跟爱国主义洗脑教育。造成了如今沦陷区内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中，几乎只认得教科书与党媒所宣传的那一套说法，被谎言洗脑之后自发的认可“中国人”这个伪民族身份。他们相信中国的强大不能离开共产党的统治，并且很多人赖以为生的工作也正是与中共体制分不开的，比如所谓的国企员工。连中共党员本身的数量就高达九千万，算上共青团员、少先队员这些下属及与之有利益相关的人群数字就更加巨大。中共既离不开通过大一统汲取资源维持集权统治的庞大成本，中国的大一统也离不开依靠中共这种残暴的组织来野蛮消灭各地民众自发的分离运动。所以说，中共与中国人已经是牢不可破的一体，你不可能在真反共的同时却不反对那个被中共统治了七十多年的“新中国”政权本身。而所谓“中国人”里面出现的极少数对该身份不认同的各地诸亚与诸夏独立主义者，跟数量庞大的认同中国的人相比已经可以忽略不计，况且这些人都不是中共所允许存在的。
Afte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dictatorship and state coercive power, the CCP first slaughtered the landlord gentry, religious leaders, and tribal chiefs who were most determined to resist communism and grand unity in the occupied areas of the mainland. After that,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were instilled in state-controlled schools about their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and patriotism. This has led to the fact that people born in the occupied areas since the 1960s have almost only recognized the set of statements propagated by textbooks and party media. After being brainwashed by lies, they recognized the pseudo-national identity of “Chinese”. They believe that China’s powerful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ru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jobs that many people depend on for their livelihoods are also inseparable from the CCP system, such as the so-called state-owned enterprise workers. Even the number of CCP members is as high as 90 million, and even the number of subordinates such as Communist Youth League members and Young Pioneers and people with interests related to them is even higher. The CCP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huge cost of maintaining centralized rule by drawing resources through the Great Unification, and the Great Unification of China is also inseparable from relying on the brutal dictatorship of the CCP to eliminate the spontaneous national separatist movement of the people everywhere. Therefore, the CCP and the Chinese are already an unbreakable unity. You cannot be truly anti-Communist without opposing the “New China” regime itself that has been ruled by the CCP for more than 70 years. The very few members of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from all over Asia and Cathaysia that appeared in the occupied areas of the mainland are negligible compared to the large number of people who identify with Chinese, and the CCP does not allow these people to exist.
当诸夏各地人民从共产党的洗脑中清醒过来，发现了自己真正的民族归属，就不可能会再认同所谓的中国人。
When people everywhere in Cathaysia wake up from the brainwash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discover their true nation affiliation, they will no longer identify with the so-called Chinese.
Tuesday, June 28, 2022
葉子風： 越禁欲越浪漫
如果不是因为向我约稿的是一位小女生，我是不会看《潜伏》这种国产剧的。她用曾哥的绵羊音嗲我：你就写写嘛，批判它，这剧可火了。我说，不就是主旋律嘛。她说，这个和主旋律不一样，主旋律讲光明磊落，死也得站着，昂首挺胸，这个讲阴谋诡计，耍手腕，很符合当下厚黑的时代精神，你先看看嘛看看嘛。她的判断力我是不信任的，但没办法，我经不起嗲，只能含泪屈服了。可是才看了前面几集，我就发现还是自己说对了，这就是主旋律。
“主旋律”是为了教育人民的，它宣传和灌输的观念是：人不是目的，理想或信仰才是目的。为了崇高的理想或信仰，人应该勇于牺牲，不怕饱经磨难，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那么，什么样的理想或信仰才崇高呢？当然是为人民、为集体啦，为个人、为自己，那叫自私自利，是要被唾弃的。多问一句，那什么才是为人民、为集体呢？这个就不要多问了，解释权在“组织”。组织很先进，已经搞清楚了一切，剩下的只要服从就行了。党性高于一切，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必须强调，这被“高于”的“一切”里，也包括了人性。
《潜伏》完全是按照主旋律的公式写的，讲一个人如何从没信仰到了有信仰，再到为信仰付出一切，成为真正的无名英雄。孙红雷（扮演余则成)本来是国民党的特务，由于监听我党的秘密活动，久而久之沾染了赤色思想。但是这种进步毕竟是有限的，最明显的差距就在于他缺乏信仰。他的未婚妻左蓝是一名地下共产党员。有一次他俩交心，左蓝提到政治信仰的分歧，孙红雷说，什么政治信仰，我信仰良心、信仰生活、信仰你。这就是犬儒嘛，小布尔乔亚，没劲。左蓝感到失望，她就像上台谢幕的央视女主持，用深情的眼神表达不舍，用紧抿的嘴唇表达遗憾，然后就意志坚定地离开了。一场婚事因为信仰而告吹。孙红雷受到失恋的打击，价值观渐渐崩溃。终于有一次他遭人暗杀，被共产党救了。知恩图报之下，他立马叛变了国民党。但我党深知他缺乏信仰，“毕竟他是为了一个女人投靠我党的人”，于是安排他接受再教育，给他“在思想上做一些规范性的指导”。这场戏至关重要，它借一位领导之口讲出了全剧的主旨，也就是这类作品要弘扬的“主旋律”。这位领导千言万语，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字——“信仰”。他告诉孙红雷，要服从组织，要守纪律，要听领导的话，但信仰最重要，因为“很多时候，你的领导就是你个人的信念”。他还说，为了信仰，可以不择手段，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做一些坏事情”。这位领导这样叮嘱孙红雷，“记住，在特殊的情况下什么都可以灵活应变，但是信仰绝不能变”。
有了信仰之后就好办了。目标是正义的，手段也就成了正义的。接下来的故事里，孙红雷轻装上阵，没有任何思想包袱，潜伏起来顺风顺水，无往而不利。而敌人，那些国.民.党特工，因为缺乏伟大、光荣、正确的信仰，蠢得连特殊学校都不愿收留他们。本来一个窃听器就搞掂的事情，非要安排一个会计当孙红雷的邻居，天天探头探脑，白天躲在门外偷听，晚上就踩在梯子上贴着天花板偷听。最让人难为情的是，他竟然还拿了小本本做记录，因为总是听不清楚，就在上面画满了省略号。说实话，我.党特.工的智力也高不到哪儿去，但幸运在于，一山还有一山低。像左蓝，始终坚持实.名.制，最早作为地.下.党.员在重庆搞情.报工作，同时在赤色报纸上发表文章，都是使用本名。按理说这样的人早就暴露了身份，不被特.务干掉，也该受到严密监.控。但她在敌人眼皮底下从容得很，先和孙红雷谈恋爱，接着经延.安去了苏.联，转眼又成了八路军代表。孙红雷和这么着名的“女G.匪”恋爱过，理应受到内部调查，至少不会被重用，但显然国.民.党人脑袋里就是缺根弦，他们呆头呆脑地刺探一下，孙红雷随随便便应付一下，就全糊弄过去了。
整部剧看下来，我的感受和那位女编辑的完全不一样。她认为这部戏突出了“谋略”的重要性，强调的是“斗智”，而不是“斗勇”，这一点脱离了过往的主旋律。但在我看来，所谓“谋略”的情节设计非常粗糙，犯驳之处甚多，与其说是“斗智”，还不如说是“搏傻”。孙红雷的成功完全依赖于对手的弱智。例如他铲除马奎队长，只是诱使他和左蓝私下见面，喝了几杯茶，军统高层立马就相信马队长就是共党的奸细。而他自己和左蓝谈过恋爱，亲过嘴，却没人相信他才是真正的卧底。这种不合逻辑的地方太多了。我甚至认为，这部电视剧之所以能风靡，正是因为它足够“反智”。要知道，坐在电视机前看国产剧的观众，绝大多数都不聪明。而不聪明的人总是愿意看到：傻人有傻福，低智商也能成功。《鹿鼎记》里的韦小宝也“反智”，不懂武功，还是文盲，却黑白通吃，路路畅通，享尽了人间荣华富贵。可是韦小宝多少还有些机灵劲儿吧，孙红雷却连这个也没有。他木口木面，蔫不拉几，看上去就是一个受气包。这种男人在生活里随处可见，平庸得不能再平庸，但偏偏他发迹了。韦小宝靠的是“走运”，他靠的则是“蛮勇”。单枪匹马，冲上去就暗杀汉奸，获得了戴笠的赏识。后来组织上让他撤，他非留下来窃取情报，一意孤行，竟如愿以偿。他有一句名言，直接地道出了这种价值观。他说，“我不怕残酷，就怕失败。”而他的蛮勇也获得了回报，对手总比自己傻那么一点。他也凭借这一点成了幕后黑手，将所有人玩得团团转。被他戏弄的人对他充满感激，跟他称兄道弟，或者引为知己。而他做尽了吃里扒外的勾当，就是不被发现、不受惩罚。他的结局也很好，关键时刻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避开了解放后大陆的那些腥风血雨。
戴着面具做人，步步为营，这是中国人现实生活的写照。只要胆子够大，庸人也能玩转世界，这是很多中国人隐秘的愿望，电视剧里孙红雷替他们实现了梦想，所以一下子就火了。可是这只是对于男性观众而言的，中国女性没有太强烈的成功欲望，虽然她们也认同“反智”，但那是在别的地方。是的，男人永远在忧虑事业，女人永远在向往爱情。实际上，《潜伏》能够俘虏无数女观众的心，还因为它是一部言情剧，很多地方堪比琼瑶戏。孙红雷为左蓝背叛党国，左蓝为孙红雷牺牲自己，这都是爱情的力量。姚晨（扮演翠平)是一个灰姑娘，她来自农村，虽然粗鲁，但是很善良，热爱民族，讨厌金钱。她也很纯洁，是处女，经常看见牲畜交配，却对性话题很反感。城里人孙红雷看她不顺眼，觉得她土里土气，态度里充满了傲慢与偏见。起初她也不喜欢对方，但慢慢接触下来，发现他工作认真，是潜力股，理智说服了自己，情感也就具备了。但孙红雷很慢热（好男人都这样)，还不时有女人来抢（潜力股都这样），所以姚晨内心里历尽坎坷。不过，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一天她的勤劳、质朴和纯洁奏效了，孙红雷的最后一道防线被突破。然后，这份爱情到了最高潮，成为新版《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夜情之后，这个男人就离开了。女人怀孕，生下孩子，独立抚养，但是始终无怨无悔，脸上洋溢着满足和快乐。
英国言情小说女王Barbara Cartland说过，言情小说要获得读者欢迎，必须保住女主角的贞洁。她一生写了七百多本言情小说，女主角全是处女，每个故事不到最后几页，男女主角不结婚就决不发生性关系。凭借着这一法则，她的小说非常畅销，总销量高达十亿。实际上，这也是所有流行言情作品的秘诀：如果不能阻止男女主角性交，也应尽量往后拖延。因为女人这种动物，喜欢性交的前戏多于性交本身，而她们总把那些超长的前戏称之为爱情。《潜伏》同样严格遵守了这一条铁律。30集的电视剧，从第5集起男女主角就睡在一个房间里，但就是扛住了，绝不擦枪走火。观众的心也一直悬着，很想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成事。岁月如梭啊，直到第27集，两人终于决定ML。可是就在临门一脚，他们仍然作出了最后一番推迟的努力，戴上大红花，交拜天地，并且在祖宗牌位前念念有词，宣告成亲是功能性的，为了传宗接代或者国家大义，这才拖拖拉拉地圆了房。而这一次就成了他们唯一的一次。相比冗长的前戏，ML真是稍纵即逝，就像从未发生过。当然，这也为开拍续集留下了伏笔，既然男女主角好像没有真正的ML过，那就有了堂而皇之的理由把观众留在电视机前：猜猜看，男女主角下一次ML，要走多少条路，要越多少座山，要经历多少时间。
通常说来，言情剧的困难在于如何说服男性观众。不性交的爱情，女人觉得很浪漫，但男人觉得很扯蛋。所以，太纯洁的言情剧，总是无法吸引男观众。然而《潜伏》妥善解决了这个问题：孙红雷是革命者，禁欲就是他的天职。其中一幕，八路军的军调代表直接道出了其中的秘密:“革命者的爱情分外浪漫！”为什么革命者的爱情分外浪漫?因为革命，意味着牺牲，摒弃所有庸俗的贪欲，包括求生欲、物质欲乃至性欲。可以说，革命本身就是禁欲主义的，越革命就越禁欲，越禁欲就越纯洁，越纯洁就越浪漫。自从孙红雷受到了红色教育，有了无私的信仰，“禁欲”简直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有部法国电影《芳芳》，为了制造无性的浪漫，男女主角同居，中间隔了一道玻璃墙，看得见，吃不着。但孙红雷连玻璃墙都不用，两个睡在一个房间，姚晨怎么宽衣解带，穿着肚兜走来走去，哪怕言语挑逗，甚至抱在一起，他都心如止水，誓不起头。姚晨也很厉害，她也是革命者。她强大的禁欲主要体现在物质利益上面，她一看到金条、首饰、美元就非常气愤，有毁灭它们的冲动。直到孙红雷告诉她，这些肮脏的东西可以换来枪炮这些杀伤性武器，她才笑逐颜开，原谅了它们。在性欲面前，比起孙红雷，她的克制能力就弱了一些。毕竟是女同志，马列水平差了点。幸好她找到了办法，每次动了春心，都会问自己，这件事组织允不允许呢，需不需要领导同意呢？久而久之，“组织”就成了她禁欲的法宝，以至于当她的处女身被孙红雷破了，她说的第一句话不是“疼”，而是“没汇报就睡，你说算犯错误吗？”
不过，禁欲不是性无能，否则这样的爱情就不浪漫了。在信仰光辉的照耀下，在道德良心的束缚中，孙红雷的小宇宙毕竟还是爆发了，他对农村姑娘姚晨终于有了非常强烈的反应。这一次姚晨没有做出挑逗，他却对她产生了不可遏制的激情。孙红雷两眼放光、心潮澎湃、脉搏狂跳，因为他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姚晨会打手枪！而且她枪法神准，一个子弹就能消灭一个敌人。这真是全剧的点睛之笔，恐怕也是所有言情剧里最让人难忘的片段。一个男人，因为女人会打手枪而爱上了她。而革命者能弃绝所有诱惑，就是没法抵挡打手枪。我想，恐怕再没有任何情节设计比这个更好的了，它太太太贴切了。我甚至愿意把它归纳为一句真理，送给所有追求浪漫的女性们：如果一个男人表现得像革命者般纯洁，那他一定很爱很爱打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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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June 3, 2021
轉自香港愛國者： 【長文】抗爭者必須明白的三個生死要點
原文： https://lihkg.com/thread/2049594/page/1
引文：此時此刻，命運正在與時間賽跑。「中國極力推行共產主義和大中華主義擴張路線，並向世界發起全面挑戰」的大局決定了中共很快就將對香港實施全面侵略，大規模流血事件也終將在香港不可避免。在此前提下，「能否及早看清中共和中國的邪惡本質」、「能否擺脫大中華主義陷阱」、「能否明白香港在世界體系中的真實位置」、以及「能否明白香港獨立、勇武抗爭才是唯一出路」，對每一個香港人來說都將會是生死攸關的大事。
為了清楚說明這些，我們會陸續發佈長文：
I. 中共在香港的滲透簡史（已發佈）
https://lihkg.com/thread/2045031/page/1
II. 中共在香港已無退路 （已發佈）
https://lihkg.com/thread/2046603/page/1
III. 中共必將屠殺香港民眾（已發佈）
https://lihkg.com/thread/2048023/page/1
IV. 抗爭者必須明白的三個生死要點
這些文章全都摘自流亡手足新書《即使明天不會更好——致香港抗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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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者必須明白的三個生死要點
當一隻蝴蝶終於鑽出蛹殼，開始最後的蛻變，它就必須用盡全力在幾十分鐘內將還未硬化的翅膀完全伸展開來。一旦它不能及時完成，就會對翅脈產生永久性的損傷，它的翅膀就將再也沒有機會展開，並將很快失去自己的生命。歷史雖然漫長，但是真正決定幾代人命運的機會窗口，卻常常只有關鍵的三五年時間。任何時候，對任何人來講，機會窗口都像蝴蝶羽化一樣，都是極為珍貴和短暫的。
如今，香港人和全世界的華人就處在這樣短暫而寶貴的機會窗口裡。在中國已經開始公然挑戰世界的時代背景下，全世界所有華人都必須認真問自己：要不要跟著中國一起挑戰世界、並最終與中國一起毀滅？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就必須不惜一切代價，盡早地與中國徹底劃清界線。
善惡不兩立，不是友，就是敵。特別是對現在的香港人來說，所謂的「中間道路」根本不存在。因為香港本來就是中國從世界獲取資金和技術的最主要通道，和欺騙世界的主要工具之一，更是習近平的直接死敵——改革開放派幹部們的大本營。所以，香港必然會在中國向世界發起全面挑戰的過程中首先被撕得粉碎。所以，現在擺在所有香港人面前的最大問題，與其說是「自由和民主」，不如說是「在中國向世界發起全面挑戰的過程中，香港人到底要選擇站在哪一邊」。如果香港人選擇站在中國這一邊，那麼本身就已經和中國人和共產黨毫無區別，再談自由和民主就毫無意義。香港人只有選擇真正站在世界這一邊，並用自己的實際行動更加清楚地告訴世界：香港人不是中國人，香港人不要做世界秩序的破壞者，而是要做世界秩序的保衛者。只有這樣，香港人才能避免自身完全淪為共產黨手中的傀儡，自由和民主也才有可能真正實現。對於現在的香港人來說，他們必須了解以下三點：
第一，香港人必須更加清楚自己的真實位置，也就是一直以來，香港的命運從來都不是真正掌握在香港人自己手裡，而是主要取決於中國與世界的關係。貫穿整個人類歷史，自由和民主在世界上從來都是極其寶貴和罕見的東西，也從來都是需要用無數正直勇敢者的鮮血和生命換來的。香港的自由和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夠在香港選擇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以後還得以保留，並非是因為香港人曾為之流過多少鮮血，而是中國和世界相互妥協的結果。中國需要通過香港從世界獲取自己急需的資金和技術；世界通過香港向中國輸入自由、民主價值，以期通過和平方式為世界秩序消除最大隱患。所以香港自由、民主制度的真正基礎，一直都是世界秩序、特別是美國和英國的保護，而從來都不是主要因為香港人自己。香港人不僅從來都沒有能力真正保護自己，甚至更多時候都是在傷害自己的保護人，並一直在為傷害自己的兇手輸送資金和技術。
世界秩序，特別是英國、美國對香港自由、民主制度的真實貢獻和重要性都比香港人自己更大，香港人從來都不能僅僅依靠自己就可以實現自由和民主，而必須更多倚靠自由世界的幫助和保護。正如我們在第四章所說的，所有共產黨都只尊重那些比他們更強大，並且有決心懲罰他們的人。他們在對付弱者的時候從來都不會心慈手軟。如果不是因為對美國保衛自由、民主的決心和實力充滿畏懼，不僅香港早就布滿了解放軍，台灣也早就布滿了解放軍。一直以來，真正讓中國感到忌憚的從來都不是香港本身，而是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秩序。所以，對香港人來說，真正的自由和民主只有通過「幫助自由世界對抗共產主義」才能實現。就像新加坡之所以能夠在冷戰期間擋住共產主義進攻，主要也並不是因為它自身有多麼強大，而是因為它果斷地選擇成為「自由世界抗擊共產主義的前線」，甚至在越戰期間把自己作為軍事基地交給美軍使用（參見第三章）。現在，同樣的選擇也已經擺在了香港人面前，香港人同樣也只有果斷而勇敢地站在自由世界對抗共產主義的前線，才有可能實現真正的自由和民主。
第二，所有人必須明白，跟共產黨講道理的行為完全是在浪費時間。香港人自己心裡也很清楚：香港的百萬人大遊行即使看上去聲勢浩大，共產黨還是照樣無視他們的訴求；香港人即使是在所有選舉中都取得全盤勝利，共產黨也可以通過軍事鎮壓讓一切作廢。歷史上從來就沒有過「會遵守承諾的共產黨」，也從來沒有過僅僅通過遊行或者選舉就可以阻擋共產黨的滲透和顛覆的先例。這不僅是指像香港這樣已經被共產黨統治的地區，就算是在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也無法僅僅通過和平手段就可以有效阻止共產黨的滲透和顛覆。共產黨從來都不是靠道理講得好不好而勝利或失敗的，它的核心武器始終都是嚴密的黨組織和赤裸暴力。真正能讓共產黨感到忌憚的，也從來都只有對手的共同體是否強大，以及對方是否有使用武力的能力。比如，史達林就曾經直接用嘲諷的口吻對丘吉爾說，「羅馬教皇有幾個師呢？」所以，任何把共產主義政權視作正常國家、希望僅僅依靠輿論、選舉等非暴力手段就可以有效制衡共產黨的想法和做法，都是極其幼稚和危險的，也注定都是會最終失敗的。
而實際上，大多數香港人之所以對香港獨立避而不談，除了他們高估了國際輿論對中共的約束作用，主要還是因為內心的恐懼。他們非常害怕類似「香港獨立」這類抗爭口號，會引起北京的震怒，從而引發香港的流血事件。同時，他們還特別希望一切還能回到從前，繼續過和平、繁榮的生活。但是，就如本書一再所講，如今中國對香港的鎮壓之所以加劇，並不是因為香港人自己做了什麼，而是因為中國已經走上了全面挑戰世界的路線。所以，無論如何，香港的和平、繁榮很快都將不復存在。而相比於直接主張「香港獨立」，「和平、理性、非暴力」這類曖昧、軟弱的主張，對於總是「欺軟怕硬」的共產黨來說，其實只會進一步助長它徹底掌控香港的野心和決心，而不能真正讓矛盾和局勢變得緩和。
第三，香港人必須建立屬於自己的真正強大的共同體。事實上，香港問題之所以會在現在凸顯出來，很大原因也正是因為，在中共看來，經過它的多年滲透和破壞，現在的香港人已經沒有什麼實際抵抗力，特別是使用武力的能力。正如本書一再強調，只有弱組織和弱共同體才會真正被共產黨完全掌控。香港的局勢最終會發展到今天的局面，根本原因還是在於香港社會散沙化程度高，能夠輕易被共產黨滲透和控制。所以，對現在的香港人來說，真正生死攸關的問題，絕不是要爭幾個議席之類的東西，而是如何才能建立起一個香港人自己的強大共同體。如果香港人能建立起像波蘭天主教會那樣強大的組織（參見第五章第三節），那麼即使所有政府人員全都由共產黨直接任命，香港人也還是能遲早迎來真正的光明。但是如果香港人自己的組織，既不能有效阻止共產黨的滲透，也不能為香港民眾提供任何實際服務和保護，以至於一旦民眾有了困難或危險，還是只能求助香港政府或香港警察的話，那麼即使香港名為獨立國家，最終也還是會被共產黨輕易掌控。所以，最最重要的依然還是，香港人是否能建立起真正能擋得住共產黨滲透和進攻的強大共同體。
#2流亡者們
•1 年前
香港人當前的主要政治勢力，大致分為三類，建制派，泛民派，和年輕的香港抗爭者。建制派就是本書之前提到過的各主要商團和法團，他們在掌握著香港大部分權力和財力的同時，也是共產黨的主要合作者，所以香港的未來絕不在這些人身上。泛民派雖然是這次區議會選舉中的最大贏家，但是他們大多其實都只是擅長講理論的知識分子，與選民群體並沒有長期、固定的效忠關係，特別是沒有深厚的利益聯繫。他們雖然表面上看聲音很大，但卻是一盤散沙，很容易就會被共產黨滲透和操控。事實上，他們中的許多人，其實也早就已經被共產黨秘密控制，所以香港的希望也同樣不在這些人身上。現在真正還未被共產黨有效滲透和控制的，就是這些勇敢衝上街頭的年輕人。這些年輕人雖然嚴重缺乏政治經驗，手裡也沒有太多硬資源，但是他們卻真正願意為了保護珍愛的家園流血和犧牲，甚至不惜拿起武器。所以，只有他們才是香港的未來和希望。也只有他們有可能建立一個真正有別於中國人、真正為香港人自己效忠和服務的強共同體。
而要建立一個這樣的共同體，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明確立場和划定邊界。也就是說首先就要搞清楚，誰是我們的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要搞清楚這些，就絕不能僅僅依靠「和平、理性、非暴力」這種極度曖昧，軟弱的主張，而是必須依靠「香港獨立，唯一出路」、「勇武抗爭」、「消滅共產黨」這類能夠迫使所有香港人都必須公開站出來表明自己立場的強硬主張。
現在，真正留給香港人的時間其實已經非常短暫，（從2020年3月開始計算）最快半年，最慢不會超過兩年，大規模流血事件在香港就會無法避免，中國與世界的直接衝突也會全面爆發。所以，香港抗爭者急需在這極短時間內在中國與香港之間划出一條明確界線，並建立起一批真正有高組織度、能為香港人提供實際幫助和保護的組織。只有這樣，香港抗爭者才能更好地保護自己，也才能為自己在香港和世界贏得更多信任和支持。
就像香港獨立聯盟的召集人陳家駒在接受採訪時所說：「……其實我們現在已經不過慶祝的節日，因為我們在這一年看到，其實我們沒有真正開心的地方，我們不想因為開心的節日，去忘記了我們失去的朋友，忘記了朋友被強姦，被殺害……所以我們才不過年，才要在節日走上街頭……香港已經變成一個非常極權、監控非常嚴厲，好像新疆一樣的地方。我們如果不繼續抗爭，我們真的就沒有未來，我們不可能待到2047年，到那時候香港已經沒了。無論如何，香港一定會抗爭下去……」香港人只有在真正擁有自己的強共同體之後，那些被殺害、被強姦、被毆打的香港人才不會被真正忘記。香港人也只有堅持抗爭，並決不忘記那些為了保護香港而被殺害、被強姦、被毆打的人之後，才可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強共同體。沒有共同體，就什麼都沒有。沒有共同體，香港人什麼都不是。
現在，已經被中共抓捕的香港抗爭者大約有6000人，為了讓這些人不被世界所忘記，香港的抗爭者不僅應該繼續公開高舉香港獨立的旗幟，而且非常有必要在西方世界盡快成立自己的流亡政府。如果沒有成立香港流亡政府，那麼中共非法拘禁香港抗爭者就屬於中國的內政；如果有了流亡政府，那麼中共非法拘禁香港抗爭者就會成為國際事件。這不僅會為香港抗爭者贏得「交戰集團」的資格，還會使被抓的抗爭者由「抗暴民眾」自動升級為「戰俘」，香港人在世界法庭中的法律地位也會大大提高。同時，它也會迫使所有香港人必須在「中國」和「香港國」之間做出選擇，從而進一步加快香港共同體邊界的形成。而一旦香港戰爭真正爆發，這個流亡政府的政治作用就更是會被無限倍地放大，它對香港共同體起到的關鍵刺激作用和政治地位的提升作用都可能關乎香港共同體的生死存亡。
在方向明確之後，接下來的主要問題就是如何應對共產黨的滲透與破壞了。首先，現在最被香港抗爭者所關注和痛恨的這些公開撐警的香港媒體和文化名人，其實都屬於無足輕重的外圍角色。因為在共產黨的匪諜體系當中，負責引導輿論的匪諜原本就不怎麼重要。他們之所以會被抗爭者們最為痛恨，並不是因為這些人多麼厲害，而是因為絕大多數的抗爭者現在都還非常稚嫩。他們不僅仍然對輿論抱有太多不切實際的幻想，除了輿論，他們手裡也沒有其它可以真正傷害到共產黨的力量。而事實上，這一類的匪諜不僅不值得太過分心，甚至他們對香港的幫助反而比他們造成的破壞更大。因為正是有這些人的反對與抹黑，香港的抗爭運動才更快地傳遍了整個世界和整個中國，所有人才知道了香港人與中國人的不同。比如，如果沒有匪諜組織的挑釁活動，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幾十個香港學生的抗議活動又怎麼可能升級為中港學生的衝突，並被全球媒體廣泛報道？輿論的主要作用本來就在於引起關注。相比於有人反對和抹黑，沒人反對和抹黑其實才是更糟糕的事。所以只要香港抗爭者懂得如何巧妙地把握話題方向，這一類的匪諜基本就可以直接無視。
而相比於這些負責操縱輿論的外圍匪諜，真正核心能幹的匪諜，外人其實很難僅僅通過他的公開言行辨別出來。這樣的人平時的言行全都會和大家毫無區別，只有在關鍵時刻，他才會出賣或者誤導大家，然後整個組織很可能就因此整個垮掉了。這樣的匪諜，除非有專業的情報機構幫助，否則是根本無法識別出來的。比如在蘇聯倒台、檔案公佈以後，大家才發現原來民主運動的主要領袖們很多都是匪諜。所以，針對這樣的匪諜，對現在的香港抗爭者來說，可以做的有兩點：1）通過動員民眾進行武力抗爭等方法，提升匪諜的滲透難度和滲透成本。因為對於匪諜來說，口頭上支持抗爭是很容易的，但如果要求使用武力，一大部分匪諜就會被自動淘汰；2）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則做事，把成敗利鈍交給上帝。如果對匪諜滲透的恐懼使得共同體內部的成員誰也不敢相信誰，那就正中了共產黨的下懷。要建立一個真正強大的共同體，就必須要把自己拋給未知，不管結果如何，堅持去做正確的事，把成敗利鈍交托給上帝。
最後，針對匪諜，有一個最重要也是必須回答的問題就是，如果香港抗爭者真的發現了一個將信息不斷傳遞給共產黨，並最終造成行動失敗、甚至人員死傷的一個匪諜，那麼究竟該如何處罰他/她呢？如果答案是不了了之，那麼大家還不如就地解散。只要進行處罰，就必須包括暴力手段，甚至直接處決。因為歸根結底，一切反共鬥爭，本質上全都是反恐鬥爭。共產黨不遵守任何戰爭法則和道德底線，對國家、社會、企業、家庭、個人等一切行為主體實施無差別破壞的超限戰，已經決定了消滅共產黨的戰爭必須在一切層次的行為主體之間展開。同時，共產黨「只能被暴力約束」的特點，也使得所有真正有效的反共鬥爭都必須首先把暴力手段包括在內。
命運共同體的建立從來都是極其殘酷的事，共同體的邊界很多時候都是只能用鮮血來鑄就。現代人經常習慣於將英、美看作是和平過渡、用較小代價就建立了現代自由、民主制度的典型，但實際上這完全無視了英國自宗教改革以後，長達兩百年的艱苦內部鬥爭。期間圍繞共同體邊界所發生的辯論、戰鬥，甚至戰爭不知有多少次。又比如，美國甚至在獨立之後，都只有在把當時佔據殖民地三分之一精英人口，支持英國統一的保王黨人驅趕到加拿大之後，美利堅民族共同體的邊界才真正劃清，美國的穩定、安全也才真正建立起來。如果英國、美國這樣地理、歷史條件如此優越的國家都尚且如此的話，就更不要說現在的香港。
黎智英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道：「我很久以前就已經決定不要被恐懼嚇到，因為即使我再小心謹慎，如果他們（共產黨）要我的命，如果他們想騷擾我的妻子家人，我也阻止不了。因此，我從那時起就告訴我自己，不要考慮後果，只管去做正確的事情。如果我總是想著後果如何，我就什麼事都做不了。我這一輩子就完了。因此我很久以前就已經決定，不去考慮後果，只管去做正確的事情，該怎麼做就怎麼做。」民主和自由從來都是這個世界極其珍貴的東西，它絕不是「人人生而應當享有的」，而是只有那些為了公義甘願付出犧牲、甚至付出生命代價的人才配得的。當代的英國人和美國人生而享有自由，僅僅是因為他們的祖先早在幾百年前就已經為他們爭取過了。所以，任何一個想要真正成為「自由人」的香港人，首先都必須做好隨時會犧牲的準備，同時做好隨時準備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對共產黨進行迎頭痛擊的準備。只有不惜一切代價堅持做正確的事，把成敗利鈍則全都交托給上帝，最終才能真正配得自由的冠冕。
Wednesday, April 22,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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